前苏联与中国前卫艺术本文标题中的「晚期共产主义」一词转借自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崩溃时的一次艺术展示会，即1990年与最后一次美苏「友好运动会」一起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苏联前卫艺术展。此展的标题是「春夏之交：苏联晚期共产主义时期的观念艺术」。1当然，谁也说不清晚期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发源地」开始的具体时间，但苏联官方允许这次半官方展览中的不恭而具有破坏作用的后现代艺术代表其国家，就明确表明了其一向严格控制的艺术与意识形态体制行将瓦解。90年代初，随着向世界文化、世界艺术和世界市场的开放，苏联官方文化一片混乱，其偶像被打碎了，价值受到国内外的嘲讽。一年之后朝政分崩。这并不是说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果，80年代那里涌现的类似的反传统、接受西方文化以及反文化艺术运动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保存下来，并具有了适应于商业化的90年代新的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毕竟这两个共产主义体制各自的政治危机导致了大相径庭的直接后果（北京是1989年6月，莫斯科是1991年8月）。但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艺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却颇为相似，尤其当两个体制试图进行基础结构改革时都出现了年轻一代自觉对抗的艺术运动，这方面的比较大有裨益。这种比较还将表明，为甚么「晚期共产主义」一词也适用于中国，不管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末给自己贴上了甚么样的标签。这种比较的基础不是始自西方的将艺术前卫视为社会─文化基本变迁的观念（尽管这会很重要），而是苏联与中国政治体制与其对艺术的制度化控制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尽管文化传统和革命经验区别很大，但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后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苏联（其实是史达林主义的）艺术体制，甚至早在1942年毛泽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如此。这个体制自30年代初在苏联发展以来的主要特征是：1、有一个由国家单方面控制的艺术家协会，所有官方艺术家归其门下；2、有一个国家资助实际上取代了各方私人艺术赞助或非官方支援的复杂体制；3、对所有形式的艺术训练、展览和艺术出版进行全面控制；4、由党规定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作用；5、定义不严但明确反现代主义、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的风格或创作方法。从理论上说，这全面调动并彻底控制了艺术不给个人或非官方艺术以生存余地。而从实践上说，它为执行史达林或毛泽东的路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出现了一些有意味的例外情况。在晚期（后期？）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没有积极加强传统观念并开了危险的口子，这个体制开始出现裂缝。个人的、多元的艺术，最终是80年代公开反规范（non-conformist）的「前卫」运动通过苏中两次政治事件对官方社会主义艺术体制的论争与僭越，和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述而成长起来。但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些艺术运动视为只是，或主要是，政治艺术，将是一种误导。在苏联及其非官方艺术运动的后期，经验老道的非官方艺术家伊尔亚·卡巴柯夫反对西方常把反规范艺术与政治异端联系起来的做法：「我们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涉及政治艺术，……而只是通过艺术手段努力反映苏联的社会现实……。」3四年以后的1994年，在一次对上海非官方艺术家的采访中，作者得到同样的告戒──他们的努力是艺术的而非政治的4。在这两种情况里，存在着一种不愿用狭隘的或直接的政治术语来想象其追求的情绪，也许这是为了在其社会中实现更高的和更全面的艺术变革的需要。当然，这种自定的观念并不是说他们就不符合「前卫」一词，但在将这一累赘的术语用于苏联，尤其中国的反规范艺术家之前，我们应反省一下前卫这一概念在西方的缘起，及其与政治运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我们要说，西方自封的前卫运动并不直接联系于政治，而发生这种联系时，其关系又总是非常复杂的。在中国，要追溯新的艺术与新的政治发展、「前卫」与「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这些术语做些考虑。「民主运动」用于指近二十年里中国一系列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但通常指80年代末的1989年春天以天安门事件为顶点的政治抗议活动。学术批评文章曾提出问题：它是如何形成一个运动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