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问题研究摘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问题在理论与实务界颇有分歧。因法律规定不明确，社会调查专业化程度较低以及审查制度不完善，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从法律规定和证据属性看，为促进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发挥实效，有必要赋予社会调查报告证据属性地位，经质证认证后可作为证据使用，为法官裁判量刑提供依据。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证据属性《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人特殊程序并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的突破性进步。社会调查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社会调查制度引入我国较晚且处于不完善状态，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性质不明晰等问题日益显现，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并未发挥预期作用。对此本文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现状，分析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证据属性争议问题并提出合理举措，以更好地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法律依据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该条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日常所受到的监护和教育情况进行调查。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调查内容包括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前后表现和监护教育情况等。公安司法机关可根据所获取信息来判定该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是否有再犯罪可能，为确定是否对该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及判处何种刑罚提供参考。因此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进行调查可确定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判断采取诉讼措施并提高定罪量刑精确性，进而达到教育、感化和挽救目的，促使该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价值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规定之初衷，旨在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益，这对实现我国未成年刑事诉讼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目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判断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重要依据。立法层面规定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宣告缓刑时，除应考虑未成年人所犯罪行之外，还应考虑其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监护条件、帮教措施等情况。其次，社会调查报告促使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可以调查了解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教育监管问题，便于公安司法机关更好掌握其实施犯罪的动机，从而找出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开展针对性帮教工作。最后，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判断量刑的重要依据。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预防远比惩罚更为重要，因此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是政策和立法预设的目的。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争议（一）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争议。虽然立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制作调查报告，却未对其法律定位予以明确，理论上对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地位有争议，司法机关办案实践对社会调查报告重视程度较低。关于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备证据属性问题存在证据说与参考说。其一，参考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与犯罪事实没有关联，无法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八种证据种类相对应，不能归入到该八种证据种类当中，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仅作为量刑和帮教参考。其二，证据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具备制作主体专业、方法较科学及内容方面可采等特征。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对量刑能产生实质影响，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具有关联性，属于一种量刑证据。（二）社会调查报告证据的分类争论。支持证据说却对社会调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