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后果——国内研究的考察与评论在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和民众抗争活动。尽管学界对这方面现象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对其后果、影响与效应的分析还是大而化之。或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研究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意义（应小丽，2009）；或者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董海军，2008a：25，宋维强，2009：21）。本文意以国内学界的研究为主要对象，梳理学界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已有研究，总结成绩，分析不足，借此呼吁加强和提升该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使用时间不长的概念，“群体性事件”在学者中仍有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它主要指涉的是社会民众在与政府互动中的抗争性行动表达，即各类群体此起彼伏的、温和的或激烈的维权抗争，以及社会泄愤性事件。为此，我们也将含有诸如信访、群体性抗争、集体行动、大众抗议和维权抗争等文献一并纳入。至于那些社会成员及组织之间的社会纠纷和冲突、有组织的犯罪和骚乱（于建嵘，2009b），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所谓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是指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它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反向的；既可能有即时后果，如行动者直接诉求的解决，也可能有“溢出效应”，即超出直接诉求之外的连带效应；既可能有对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影响，也可能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结构层面的影响。鉴于目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后果研究的进展如何尚不清晰，我们特进行一番梳理工作，首先述评其总体性研究的成果，然后，考察有关不同类型群体抗争的研究成果，最后，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笔者对推进和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初步意见。二、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总体性研究在这里，所谓总体性研究，系与针对具体行动者群体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即主要针对不特定群体的研究。对群体性事件后果的这方面研究，主要有：（一）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性质评估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性质，国内研究者中居主流的意见乃是“否定论”，强调其负面功能和影响，同时，也有少数人持“肯定论”，肯定其积极功能和影响。此外，还有人强调“辩证观”，认为要“辩证看待群体性事件的危害”，因为群体性事件可以宣泄社会压力，有助于问题暴露和工作改进。“否定论”将群体性事件的结果或影响归入到“危害”之中进行批判，特别列陈群体性事件的各种消极功能与效应（徐乃龙，2002：16~19；王彩元等，2003：12；周忠伟等，2005：2；邱志勇，2008：14~19；郭晓飞，2009；张存达、李尚敏，2009；宋宝安，2010；彭爱丽，2010）。概括地说，这种观点将群体性事件看作是稳定的对立物，是为达善治必须予以消除的东西。受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影响，另一些研究者承认群体性事件有其积极的功能与影响，如宣泄社会压力而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暴露社会管理弊病以便改进政府治理方式，促进政府理性反应，增强民众政治主体地位并达到政治参与的效果，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实现人的价值与联合等（赵树凯，1999，2003；杨和德，2002：12~14、23~25；余伟京，2004；任红杰，2005：267~273；胡玉鸿，2007；于建嵘，2008a；白友涛、赵晴，2008；徐骏，2009）。当然，承认群体性事件积极功能的学者在论述时一般也对其消极功能有所顾及。（二）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威权政体下的社会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西方社会运动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民众抗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也受到学者重视。关于当代中国抗争运动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研究者中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观点立场。积极立场从增量民主的角度出发，认为抗争运动能够通过推进政治制度的渐进变迁、大众的逐步启蒙以及社会结构的有序调适，从而推进政治民主的发展；消极的观点则从根本的限制条件出发，强调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架构以及抗争运动的内在不足，使得抗争运动对于民主的推进作用极为有限（李德满，2009）。由于抗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较难把握，研究者们对于中国抗争运动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三）民众抗议与政府政策的变化群体性事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是探讨抗争结果的一个重要面向。唐文方（Tang，F.）在研究中国民意问题时指出，民意是可以通过抗议和游行来影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