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改革始于农村。这场伟大的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思考中国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那一年，北京大学1966年毕业生陈一谘已经在河南下乡十年。陈一谘比他身边的知青都要年长一些，政治上也更成熟，出众的组织能力使他把众多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到1978年时，他同样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转折，他也到了该回北京的时候。次年，他重返北京。1978年前后，大批知识青年从边塞乡村回到城市，高考的恢复更是让北京聚集起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精英们。他们带着下乡多年所经受的历练，也带着这些年对国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开始投入人生的新阶段。入世情怀周其仁下乡十年，有八年是在完达山的深山里狩猎。那里方圆几十里内除了他和师父再没有人烟。周其仁与师父住着自己盖的窝棚，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日夜与野兽周旋。就在那远离工业文明的环境里，周其仁在油灯下读完了家里寄来的《资本论》和《国富论》。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猎手。这个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年轻人，从《资本论》中看到了一道曙光，他后来回忆时形容：这种阅读为他“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那是个很荒唐的年代，却又有很多浪漫的东西。”罗小朋回忆说。罗小朋是1969年的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可以不用下乡，由国家分配工作。但是他坚持要去农村。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毛泽东改写了20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他用一种超乎人们想像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接下来，用同样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全面改造中国。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乡村社会，摧毁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人民公社，试图带领农民直接奔向“共产主义”。这些试验导致了巨大灾难，中共党内务实派予以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将在农村改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杜润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样的反对让毛对自己建立的政权体系大为恼火，这也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文化大革命让当时的年轻人欣喜异常。不管出身干部家庭，还是平民家庭，这些年轻人普遍崇拜毛，多少继承了他的那种浪漫气质。毛的楷模让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情怀，哪怕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光消磨，今天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清晰看到。在厌倦了学校中的“派仗”后，罗小朋和他的好友听说，“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有一群干部子弟正准备到河南插队，就找上门去，要求同往。当时，一位领头的女生很不屑地看着他们说：“准备好了吗，小黄毛？一时冲动。”但罗小朋并不气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0年去成了河南农村。张木生的经历就更特别。他下乡几乎比所有的知青都要早，“文革”开始的前一年，1965年就去了。那时他刚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和他的同学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到了1968年，知青下乡变成政府旨在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政策。在这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当时大多数知青下乡带有强迫、半强迫性质。然而，上面列举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满腔热血地自愿奔赴农村的，因为他们有宏大的抱负：改造农村，改造世界。幻灭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