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首先解题。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题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则指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互动”，则指两种研究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指两种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不但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大学里，分属两个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属于中文系的学科，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属于历史系的学科。如今，学科的设置越来越细化，同属一系的学科之间，也往往壁垒森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这样，具体到研究者个体，通常的情形也是画地为牢，严守自己的“专业”，不越雷池半步。在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是研究者“专业意识”的越来越强化。香港和台湾大学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每一“专业”内又丛生出许多“方向”。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个研究者选择本“专业”内的某个“方向”，年复一年地“做”着。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书，不读；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属于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属于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历史专业，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的。在中文系讨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漠不关心。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哪些旧说受到了质疑、哪些新说引起了注意、哪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认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门前雪”。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历史不感兴趣，那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更是隔膜了。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实在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一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让历史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已经树立了光辉的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样。汪荣祖所著《陈寅恪评传》，第八章专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汪荣祖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唐诗校释’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1）汪荣祖最后所说的陈寅恪以史证诗但不涉及诗之艺术价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论。这里先指出，汪荣祖据说的“古典”、“今典”，出自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一文的引言。陈寅恪撰《读哀江南赋》，分上、下两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这样的引言：“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引按：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