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道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王海锋Reference：学术性和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学术研究既需要学问的积累，也需要思想的创造。尤其是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能够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乃至世界的“故事”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道路的探索，实则就是思考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贯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思考学问家与思想家、理论家与实践家、“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Keys：学术研究；学术性；思想性B023：Ａ：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4）05－０115－０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理论人才，创建了一批结构合理的学科理论体系，等等。仅从量上来看，我们似乎进入到了学术理论强国行列。但严格来说，我们尚未打造出能够讲述中国人自己“故事”的学术话语体系①，尚行走在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路上！如何摆脱这一似是而非的尴尬局面，并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找到新的出路？在我们看来，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贯通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与思想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学术性和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没有学术性的学术，只能是一堆无根且无所承载的“朽木”；同样，没有思想性的学术，只能是概念的堆积和理论的框架搭建的缺乏灵魂的“骨肉”。因而，学术研究既需要学问的积累，也需要思想的创造。尤其是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能够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乃至世界的“故事”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道路的探索，实则就是思考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贯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思考学问家与思想家、理论家与实践家、“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一、历史变革中的学问家与思想家在“贞元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针对为何将自己的“理学”称之为“新理学”问题，哲学家冯友兰曾强调，“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理学以来底理学，大有不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②。由此，他提出了学术研究的“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原则。所谓“照着讲”就是规规矩矩的、原原本本的讲“史”，就是前人说了什么，我们忠实地将其说出来，阐发和揭示出来；所谓“接着说”，则是要求在前人的已有见解上，说出自己的见解、思想以及看法。冯先生的此番言论对我们今天开展学术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奠基在以往的学术传统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经历“照着讲”的阶段。“照着讲”的必要性在于，它能最大程度地使研究者在历史的视域中忠实地继承以往的学术思想，由此实现学术理论的积累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照着讲”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只有在“照着讲”的过程中，研究者才能看到概念、理论、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从而洞察到学术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其思想演变的规律，并由此探索学术创新和发展的道---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路。譬如，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对康德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著名哲学史家郑昕曾指出，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③。叶秀山亦是强调，在西方哲学的学习中，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是我们绕不过的“三座大山”。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审视康德与西方哲学、乃至人类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时，不难发现康德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康德的时代，其所面对的主要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二元对立所导致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危机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