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公共領域」概念的興起往往與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對「公共領域轉型」的研究相聯，由於該研究所針對的背景是歐洲社會，許多學者認為這個概念不適用於中國的特殊背景，以此來探討中國問題也就頗有爭議1。但這種見解並不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公共領域完全可以在廣義上界定為社會公眾所接觸的觀念和信息。由此觀之，所有現代社會都具有某種形態的公共領域2。其次，如果更嚴格地以「開放與理性」等理想化特徵來界定公共領域，那麼這個概念不只不適用於中國，對西方社會也很難成立。認為這些標準是西方所獨有的社會特質而與東方無關，是對「西方」不加批判的膚淺認識。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社會曾有過哈貝馬斯所謂的「清晰交往」的理想化公共領域，因而他的論述在西方也備受質疑3。然而，以理想化的形態來思考和追求公共領域仍然有其重要意義。誠如楊美惠指出，以這些術語來研究中國，也許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來促進我們思考和實現某些重要的社會價值4。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傳媒改革中的商業化趨勢對公共領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應當如何估價這種影響？傳媒的商業化能否為知識份子和市民創造更多的可能空間來討論公共事務？在世界各國的學術界和知識份子的討論中，傳媒商業化的問題一直受到廣泛而複雜的批評與爭論，這至少可以追溯到兩次大戰期間的本雅明（WalterBenjamin）5。無論在左翼或右翼的學者當中，都有許多人對商業傳媒及大眾文化的影響持質疑態度6。文化批判主義者聲稱，商業傳媒只關心利潤，趨向於製造娛樂而不是理性的批判性論述。唯物主義論者則強調傳媒與資本主義的制度性關聯，指出大公司控制下的傳媒不可能在公共討論中扮演獨立和批判的角色7。而這些論點也同時遭到了來自左右兩派的強烈反駁。例如，一些左派學者指出，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暴露出精英主義對大眾品味的輕蔑8。也有其他論者認為，公司制度下的傳媒並沒有使批判性評論啞然無聲，也沒有喪失內容的多元化9。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商業化懷著類似的憂慮。在1990年代中期，有超過三十家報刊雜誌曾開闢專題或者系列討論，話題包括「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以及「後現代熱」等等10。他們尤其擔憂的是，市場導向的傳媒將使知識份子的聲音逐漸邊緣化，他們所關注的人文精神和民主價值也將被商業大潮所淹沒。的確，中國知識份子有充分理由懷有這種擔憂。但由於中國社會與政治歷史的特殊性，這些擔憂還應當被置於自身的獨特語境中審慎地予以檢討。本文將概括性地回顧分析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傳媒的變化，包括商業化驅動下出現的一些次生性趨勢，諸如傳媒的多元化、新技術的引進和全球化等。本文的結論認為，雖然傳媒的商業化並非靈丹妙藥，但與改革前在意識形態壟斷下所塑造的等級政治文化相比，它能為開放和理性的公共領域造就更好的條件和發展前景。一中國「國情」與傳媒改革在討論傳媒商業化的問題中，關注本地的特殊背景尤為重要。中國現存的傳媒理念和制度設計仍然具有「宏大文化規劃」的傳統，這是改革前歷史的深刻遺痕。如林培瑞（PerryLink）指出，「它們是一個宏大試驗的一個部分。這個實驗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人類有意識的設計可以塑造新的、更好的社會生活模式。」11伴隨著計劃經濟，有計劃地重新塑造人性的規劃為造就一個龐大的文---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化等級體制播下了種子。在這個文化規劃體制中，經濟和商業利益完全服從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考量。但正像科爾奈（JanosKornai）等經濟學家所指出的，計劃經濟制度造就了一系列反常的激勵，往往會導致出乎意料的結果，從而最終挫敗計劃者的意圖12。在文化規劃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1980年代早期由潘曉引發的關於「人生意義危機」的討論，就是意識形態計劃遭到如是命運的一個例子13。儘管在實踐中，文化規劃的結果常常出人意料也令人不滿，但它似乎許諾了知識份子在社會影響力和自主性方面的特權，因而對知識份子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文化規劃的方案在中國形成了一整套制度，那些被納入體制等級結構中的知識份子雖然免受商業化的衝擊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