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构想及可行性研究摘要：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是按照契约精神要求围绕彼此责、权、利合理配置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从其特性看，它是一种非完全契约，经常以非正式契约的形式出现，而且是行政契约和民事契约的混合体。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建立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关键词：政府，高校，契约政府与高校关系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永恒主题，几乎占据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全部空间。国外一些知名学者如哈罗德·珀金、埃里克，阿什比、伯顿·克拉克等对此均有精深的论述和完美的构想。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政府与高校关系——“这一伴随着高等教育和实践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时刻，总是被置于理论与实践的前沿”[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纲要》的颁布意味着我国政府与高校关系即将实现战略转型。然而，两者的关系转向何方？又该如何定性？《纲要》并没明确提出，为此，我们试图从契约的角度来探索一种新型政府与高校关系模式。一、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的内涵（一）契约及契约精神关于契约的概念，在历史上有过多种表述。通俗地说，契约就是合同或协议。其定义虽然简洁明了，但其适用性却非常广泛，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均可见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身影。有人甚至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暂时没有政府，但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契约。在现代社会里，契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或法律概念，已经超越传统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范畴，上升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理念或社会精神。“契约是一种社会精神，它牢笼百态、宰制万端，它就是无处不在的‘神’”[2]。对什么是契约精神，学者见仁见智。然而，带有普遍性的契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主体平等。即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平等有三重含义：一是缔约主体的人格平等。黑格尔曾说：“契约是双方当事人互以直接独立人格对待。”[3]平等的人格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契约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4]。二是缔约主体的身份平等。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当事人之上，平视每一个个体，赋予每个个体平等的机会。三是缔约主体的法律关系平等。是指契约的缔结主体在责、权、利的分配上要对等，每个当事人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享受对应的权利和获取对等的利益。“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5]2.自由权利。缔约主体拥有的契约自由权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权决定是否缔约。即每一个自然主体都拥有选择是否订立契约的权利。二是有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当事方有充分的权利选择与谁缔约或不与谁缔约。三是有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这是自由权利的灵魂所在。即使契约内容存在失衡之处，但只要是当事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同样具有强制力。因为这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权利。四是有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契约的当事人在订立契约时可以通过协商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契约形式，而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强制。五是有选择解决契约纠纷方式的自由。3.问责意识。由于契约的神圣和庄严，长期以来有着“契约即法”的习惯认识。这就是说，契约一旦缔结并生效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意味着缔约双方必须自觉遵守和履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改变或者毁约。当履约过程中发现困难或分歧时，缔约方要本着协商的态度并经当事方同意后才能修改或停止履约。然而，由于契约缔结时存在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此外双方在有关信息的获得上存在不对称现象，因此，在履约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以及搭便车等现象，增大了缔约的风险。因此，为充分保证双方根本利益免受不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当损害，契约条款中对违约行为的处理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契约的问责意识。（二）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契约属性分析契约产生有4个初始根源，即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选择和未来意识[6]1。社会自始至终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