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一）新纪录运动，为什么要什么是纪录精神？把它称为一个运动？既为运动，就必须具有共同的素质：它既来自于共同的推动因素，也来自于由此形成的共识，——也只有“时代”才有这样的力量，新纪录运动与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话语空间的改变有着深刻的联系。八十年代，一个中国当代史上意蕴丰富的时期。时代的啤酒瓶被冲开了，压抑的气体和液体骨碌碌翻腾着喧嚣着溢出瓶口，泡沫着芳香着陶醉着愤怒着……，那是“新”的理想主义被信仰和实践的时代，一个新“乌托邦”的时代，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拥有，-----现在说来，恍如隔世。我刚读了一本书叫做《持灯的使者》，这是对当年中国第一个地下民间文学刊物的回忆，刊物的名字叫《今天》；那个“今天”已经过去，持灯人到底为什么而使命？虽然只有十余年的间隔，已经是另一个世纪，不同的时空，酒香凋零，醉酒的人醒来了，八十年代已成为“彼岸”，——这个汉语词汇也是一部纪录片的名字，它由独立制作人蒋樾开拍于1993，完成于1995。就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纪录片《彼岸》首先纪录了一出戏的诞生，有先锋色彩的民间戏剧工作者牟森排练和演出了一个实验剧《彼岸》，由诗人于坚根据高行健《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改编，目的是试图对“彼岸”这个汉语词汇进行解构。该戏由牟森在电影学院训练一个从社会上招来的短期训练班来完成，为期四个月，成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如东北、云南到北京来寻梦的的十八、九岁的孩子，普通话还说不标准，他们所拥有的就是青春的身体。在电影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牟森带着他们摸打滚爬欢笑嘻闹在一起，吃着低劣的伙食，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富有讽喻地进行形体训练，在一根绳子上爬行，去追寻“彼岸”是什么。最后是演出，训练的教室被铺天盖地的报纸糊了起来，请来的北京各路文化名流和外国友人拥挤在边上，孩子们忘情地、投入地、声嘶力竭地喊着、摇摆着、跳着、跌爬着，在演出结束的掌声中，伴随着闪光灯的辉映，我们看见泪水、汗水和报纸的油墨糊满了他们的脸和身体。他们簇拥到牟森的身边，把牟森团团抱住，用手在他的头上抚摸，把脸贴在他的身上摩挲，然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欢呼，——很自然地，牟森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那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景，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时刻，很多观众泪流满面。戏后的座谈会上，各路文化人用各种翻译体的的高难度词汇和复杂的分析竞赛般地赞扬了这个戏，记得其中还有人说这个戏“解构”了一个在黑暗中肩着闸门的“巨无霸”的形象，----谁都知道，他指的是鲁迅；我曾经对蒋樾说，从这个片子的结构上说，我以为座谈会这部分太长有累赘之嫌，但是从另一方面上说，它给我们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评论保留了一份怎样的备忘录！蒋樾最初的动机也是牟森和他的戏。这时的他，一个中央戏曲学院的毕业生，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铁饭碗，在经历了八九年那场大变动后去了西藏，开始独立制作，从西藏回到北京，正是整个社会开始“向钱看”的时候，被牟森那种“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的精神所打动，其实是一种同类相惜的情感，开始用拍广告挣的钱拍牟森和他的戏。但是在戏结束的时候，他的片子也失去了---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方向，他对自己拍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其实是表现自己，把自己表现给圈中其他人看：看，我在用自己的钱拍自己的纪录片；看，我挺“献身”的！他没办法把这些做成一个他想要的纪录片。拍广告挣钱买的磁带用光了，拍好的这些素材被搁下。他开始介入《生活空间》，为它拍摄了多个短纪录片，为《生活空间》最终建立短纪录片的模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候他开始走出那种同人圈，体会到另一种“快乐”，那就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和大街上的人流汇合在一起，皈依人群的快乐，——他的这段叙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种体验对他拍纪录片有非常大的作用。他接触了矿工、拣垃圾的人、每天天不亮就去挤公交车的女工、公园里退休的老人，他觉察出自己对这个社会并不了解。三个月之后，当他重新接触那帮演戏的孩子，发现他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