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困境与价值缺失的中国社会科学从2014年10月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智库建设高调展开。2015年初，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紧随其后，各类政府内外，特别是大学内部的研究力量和准研究机构，纷纷以智库的名目重组，以便在财政支持的政策研究体系中分一杯羹。与此同时，各路媒体和民间机构虽也加入了智库建设运动，但在影响和资源上无法拟论，而少数声音略大的亦有千丝万缕的官方背景。然而，在这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在巨量的财政投入之后，想象中百花齐放、异说竞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无怪乎郑永年对于中国政策研究的尖刻批评一经刊出，就激起了学界内外激烈的争论。那么，智库建设运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是中国当代政策研究体系总体结构和制度的痼疾？另一方面，政策研究的母领域――社会科学――是否已陈陈相因，亟待变革？问题到底是知识的缺失，还是价值的缺失？政策研究的政治根源从智库问题开始讨论，必然先要考察这一舶来品的制度基础和美国经验。实际上，智库作为一种政策研究的组织方式，正是在美国特殊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抓住了二战前后对新型研究的需求、60年代社会政策扩张和70年代保守主义重新兴起等政治机会，得以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而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智库既不是公共政策研究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也并不必然要采用美国的组织方式，且本身的历史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智库没有发挥核心作用，或无法恰逢其时地供给政策知识，并不代表政策研究体系总体的失败。而政策研究的效能如何，最终还要取决于研究制度与权力结构的相契，以及是否有足够多的机会窗口（windowsofopportunity）和进入点（accesspoint）。先以美国为例。智库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概而言之，智库的诞生首先得益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美国民众天然就对“国家”这一权力中心不甚信任，而早熟的民主制更是造就了所谓的“党派分赃制度”，使得美国很晚才形成职业官僚体系，且专业化程度和法国、日本等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而常有“弱国家”一说。至今，美国的联邦层面还有很多非职业官僚，特别是总统的班底。因此，国家内部的研究力量是不足的。在政党层面，由于党内初选制度的存在造成候选人中心制，以及本身组织的相对松散，民主党和共和党也无法建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些特征使得独立于国家和政党之外的政策研究组织――即智库――有了很大的生长空间。此外，由于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安排，美国的立法过程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都要来的冗长复杂。一个草案要最终变成法案，必须先提交两院分别审议、修改和投票，还要相互审阅，进行漫长的政治协商和妥协。60年代之后，立法环节不减反增，比如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就是新设机构之一。这一复杂冗长、权力高度分散制衡的立法过程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即造成了多个“进入点”（accesspoint）和“否决点”（vetopoint）。这给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工会组织、各类游说公司，特别是智库提供了相当的政治空间。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组织完全可以依靠相对较少的预算和政治资源作为“杠杆”，通过一两个节点或少数几个政治精英来进入政策过程或阻碍特定法案。这和法国、日本和中国等政策制定过程相对比较封闭、政策理念主要在政治精英网络内部形成和流通的局面相当不同。最后，由于美国从19世纪末谢尔曼法案开始实施反垄断政策，企业之间的政治协商和集体行动本来就比欧洲要少的多。例如在德国这样的法团主义国家，特定行业都有统一的行业协会（peakassociation）来代表其政治经济利益，在各类政策委员会中也有集中的代表。而美国的企业从来没有统一的声音，而是各自独立从事游说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动。这也促使各类企业转而支持各类智库来推动和宣传他们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不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政策研究或游说。相比之下，大多数成熟政治体的权力结构、立法程序与政治协商的方式与美国不尽相同，毋宁说，美国国家容易被社会力量渗透的局面，也许是一个特例。像法国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