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渡到北归宗璞《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研究内容摘要：《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作家宗璞近年来的代表作。该系列小说使用写实、写意与议论相结合的文本语言，利用中西交融的叙事策略，塑造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人物形象，全面展现了宗璞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凸显出独特的中国气韵。关键词：宗璞野葫芦引艺术风格精神内涵宗璞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著有代表作《红豆》、《我是谁》、《三生石》等。《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宗璞唯一的长篇小说，包含《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2019年1月，该系列小说最后一部《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经三十年，宗璞实现了南渡、东藏、西征之后的北归，给《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画上一个句号。本文以此为契机，试图以四部可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的小说为文本细读对象，从文本语言、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角度全面分析文本，探寻该系列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内涵意蕴，挖掘宗璞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中国气韵。一.文本语言：写实、写意与议论的结合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取决于作家运用语言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性格、修养和气质息息相关。宗璞的家庭环境奠定了宗璞的语言格调，父亲冯友兰的谆谆教导和言谈举止给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科研究所的书籍又提供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便利条件。大学期间，宗璞在外文系接受西方人文关怀和自由思想的影响，并且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全面的成长历程造就了宗璞自身中西兼容的气质，她进一步将西方话语内化到中国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语言系统。《野葫芦引》系列小说是对一段历史岁月进行写意加工的真实再现，“写实”与“写意”两种矛盾的语言形态呈现出和谐的交融，中国古典文学追求的“写意精神”与知识分子表达思想见解的“议论语言”相辅相成。一方面，《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写实的语言，这得益于宗璞写《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创作初衷和“求真”原则。她想要写下《野葫芦引》，是“因为有话要说，不然，对不起那个时代，对不起那些人。”[1]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参与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筹备建立工作，宗璞也随父亲抵达云南昆明，见证了父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兴办教育的岁月。她的胞兄冯钟辽更是中国远征军的志愿者，亲自参与了滇西战役的历史。她写《野葫芦引》，就是在写这段历史。在创作过程中，她以和史实为基础，写《东藏记》时“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2]，唤醒自己的记忆，写《西征记》时又“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3]，全面地了解战争。这种求实求真的创作态度从《南渡记》一直贯穿到《北归记》的创作中。另一方面，宗璞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对诗意语言和雅致语言的自觉追求。宗璞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基础，自幼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并且推崇元好问“雅为诗之品”的诗歌理论。她在访谈中提到“中国诗词那不可言喻的美，薰陶了我的创作。”[4]她的作品确实深得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的神韵，有中国画写意的风格特征。据笔者统计，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引用古典诗词文赋原文约50余处，还不动声色地巧妙化用多种古典意象。在语言形式上，宗璞常作拟古之语，骈散结合，写山林时写其“深深浅浅”，写云彩时写其“丝丝缕缕”，写山峦时写其“层层叠叠”。叠音词的大量使用，使得语言的层次感十分鲜明，营造出一种古典诗意。宗璞继承了古典小说和诗词传统，将展现抗战历史的文本，融入展现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和思想境界的氛围，营造出一个写意的诗化的意境，丰富了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层次和情感世界。宗璞作为一个具有现代启蒙精神的作家，笔下的小说不可避免地运用了议论的语言来承载那个时代对历史、现实与未来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混乱，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战乱时代，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得以在兼容并包的明仑大学中生长。四部小说中，以几百字篇幅来阐发议论的对话和演讲会多达几十处，以孟樾为代表的教授们和以嵋为代表的学生们成为“说”的主体。宗璞常常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学校教育、人才培养、民主自由、抗战救亡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小说中使用很多议论的语言却不显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