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动态效应研究摘要运用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方差分解，就1989-2006年间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有明显的中期化现象。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建议：在保证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要逐渐开放能源产业的中、下游市场，使不同的经济成分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因此，国家必须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关键词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财税政策F810.2文献标识码A1002-2104(2008)03-0156-07财政政策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税收等手段对抑制能源消费、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以来，国家通过实施多种能源财政政策极大地改善了能源消费状况，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连续大于1。因此，对国家财政政策的能源调控效应进行深入认识对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抑制能源消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但传统上是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定量方法在最近几年才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行估计［1］。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2］oBreitung和Bruecemann［3］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国内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多数采用在静态经济模型中估计财政支出和收入乘数效应的静态分析方法。如高铁梅、李晓芳和赵昕东估计了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的IS-LM季度模型，计算了政府支出乘数和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4］；李生祥、丛树海建立了消费方程、投资方程等，对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回归估计，计算了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收支乘数［5］o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结论是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在对结构性VAR模型进行估计时直接采用了Choleskey的分解方法，这种对结构性财政冲击的分解方法忽视了变量的即期作用，无法准确反映财政冲击的实际值［6］。近年来，很多学者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6〜8］。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就它对其他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其次，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计量经济学技术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的整体思路是，依据1989-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财政支出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基础上，检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方差分解对这种相互影响的强度进行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效应。1模型、方法与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结构。建模时无需提出先检验假设一一它不排除任何假设，可以通过信息的时间序列将这些假设区分出来。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目前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代表长期关系的EC项的Granger因果检验，但由于目前使用较多的是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