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的学科身份与研究方法如何理解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的学科身份，决定了我们采用何种方法研究政治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而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又决定着我们是否能找到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政治伦理学本身的“身份”、性质和定位就是其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归之于关于政治伦理学之研究方法的讨论，即“方法论”问题。我们在此讨论政治伦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并非倡导某种理论或某一种方法，而是希望通过深入思考促进政治伦理学的建设，共同关心和提高大家的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地思考政治伦理学应该研究什么、为何研究、如何研究等基本问题。对政治伦理学的学科身份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伦理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从属于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和伦理学都属于实践科学，他并没有明确地区分政治和道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学科界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政治学追求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善，因而在知识体系中居于最高的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知识都从属于政治学并为之服务。但是，他认为对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经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并判断城邦及政体的好坏，同时也可以避免坏的政体并实现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进而认为《政治学》涵盖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尼各马可伦理学》业已进行的研究，伦理学为政治学提供了某种预备性的知识。显然，政治学和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上是同一个领域，只不过伦理学是用''道德的”方式来理解政治学。然而，在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那里，政治学和伦理学似乎实现了彻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分离，他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予以严格的区分，认为政治无关乎道德，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可以不考虑手段的道德性。很多人据此认为伦理道德仅仅是现实主义政治学中可有可无的问题，无所谓专门的政治伦理学。实际上，持上述观点的人很可能误解了马基雅维利，因为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目标本身是良善的，只不过他更多强调运用“国家理性”去实现统治者的利益，追求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政治和权力政治，政治不再是通过正义和追求美德而维系政治生活的艺术，而是一种追求、保护和扩张权力的技艺。康德显然不同意这种完全脱离伦理道德的现实主义政治观，他在《永久和平论》中委婉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政治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会寻求各种借口来破坏权利，从而破坏了要使政治与道德相协调的目标。显然，康德也不认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政治的”伦理学也不被康德所接受。因此，如果政治伦理学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仅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关注某些道德问题，那么伦理学无助于政治所追求的目的，道德本身也无法真正做到对政治的反思和节制，与此相反，政治会对道德领域进行渗透，甚至会将道德完全置于政治的控制之下，从而使得道德政治化，而政治却不会道德化。对政治伦理学的这种理解无法让政治变得更好，也无助于我们对政治与道德二者关系的理解。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就是把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或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其主要研究任务就是对政治领域中出现的各种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伦理学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既包括系统的也包括部分的理论的应用。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把一种契约主义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道德理论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基本制度的经典范例。当然，大多数情况是部分地应用伦理学理论，这种模式相较于系统地应用伦理学理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应用主体如国家、政府、政党和公民的性质援引不同体系中的有关道德理论作为某种政治立场或主张的根据。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会混合使用美德论、功利论和义务论等道德理论分析某种政治立场或主张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然而，多种道德理论的混合使用常常会导致实际政治问题的分析陷入某种理论困境，甚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