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的寻求语文教育研究十年评述摘要：回顾最近十年(2005——2014)的语文教育研究，从对语文学科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研究的梳理中，发现一种对语文学科确定性的寻求趋势。这一趋势追求语文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即通过研究，语文学科的本体边界更加明晰、认识更加准确、实践更有理可依；但与此同时，一种“非确定性”也随之产生。这两条理论路向相互对照，共同构成十年研究的主线。展望未来，有两大方向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学术突破，一是对语文教育的实证研究，二是对传统语文观念的再发掘。关键词：语文教育，十年语文教育研究，确定性寻求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国家青年课题“语文传统观念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CAA140116)的部分成果。如果我们回望十年来的语文教育研究，一种直观的感觉即“乱花渐欲迷人眼”。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核心期刊”的择选，从2005年初到2014年底，关于语文教育的文章就有近千篇。与此同时，被教育学权威期刊《教育研究》收录的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则是寥寥几篇，这说明语文教育研究的某种现状与尴尬。作为一门上位学科不明的学科教育研究，她处于教育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双重“褶皱”内，经常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另外，“风声、雨声、读书声”仿佛都是语文声，社会对于语文学科教育的关注从未“消停”，语文学科一直处于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要求的落差和张力下，语文教育研究者欲取得专业上的尊严与理论上的突破，不得不先明晰“语文学科”本身的边界。这一对“确定性”的追求几乎贯穿整个十年，另外，对于“非确定性”的偏爱也符合诸多研究者对于语文学科的理解。在确定性的寻求过程中，学理上的努力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与纠缠的。之所以做出“确定性寻求”的论断，在于我们对语文教育研究整体脉络的把握。刘正伟教授认为，语文教育的百年价值诉求是现代性，而现代性追寻的背后则是科学化、学科化的进程，反映了一种确定性的诉求。[1]李海林教授认为，纵观现代语文教育史，从义理本位教育走向语言本位教育和从语言知识教育向语言功能教育发展，是两条重要线索。[2]由此可见，这种“确定性”是以语言研究的确定性为基础的，语言学本身的专业性是语文科确定性与专业性寻求的主要助力。“现代性”或“科学性”这一价值诉求的获得是与中国百年社会、政治、经济的进程相一致的，所以也获得了合理性。这正是前面提及刘文与李文的“前观念”，然而，在中国文化层面上，经济、社会、政治与意念范畴相应相生，一体四面，[3]但也轩轾分明，常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我们需要反思：语文学科在这一现代性、科学化的进程中，得与失如何？学科边界与内容的确定性是否就是唯一的理论进路？在寻求确定性的潮流下，支流的或隐或现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把视角再拉近一些的时候，它们或许不仅仅是“反思”所能概括的。顾之川先生在2013年撰文回顾中小学教育研究三十年的时候，以1997年语文大讨论为节点，将三十年分为“拨乱反正”与“改革反思”两个阶段。[4]这里的“反思”是对前期片面学科化、知识碎片化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反思的反思，认为语文教育应当“回归”语言文字的运用，而不仅只是人文教育。可见对于“确定性”或“非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与探索一直没有停歇。另外，在回顾十年间语文教育研究的状况时，除了刚刚提及的“历时”角度，还需要关照“共时”角度，在十年中，语文教育研究无疑受到教育政策的巨大影响。这十年，恰是“新课标”全面实施的十年，是新课程改革理念贯彻的十年，是语文教科书编纂工作由“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的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政策的变化与开放，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才能走向百花齐放。我们也应看到，政策的视角大体是要追求结果确定性的，所以与“确定性寻求”所一致，但其中又隐含了许多不确定，单从课标中对语文性质之“人文性”与“工具性”“和稀泥”式的界定就可见一斑。如果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提及十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可以将2005年王荣生教授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看做追求确定性道路上的奠基之作，[5]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