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文摘题目：中国最早的常备军登场作者：郭晔旻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二月上，第54～56页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稍早的《左传》也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军队建设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常备军登场，却是在战国时期。而且，这支常备军在历经短暂辉煌后，很快就湮没于历史中，究其原因，是国力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开销。时至今日，中国最早的常备军的繁荣与衰落，仍是一个颇具探讨性的话题。西周春秋：当兵是种权利西周和春秋时期，一般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兵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步兵跟着兵车，配合作战。当时的中原人没有骑马的习惯，马匹只用来拉车。兵车上的车轮用木头制造，车轴两面突出，行动不太灵活。如果阵形乱了，行走的方向速度不一致，突出的车轴容易相撞，届时，局面会变得不可收拾。其时，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和商朝时的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主要是戟。春秋时的戟，是矛与戈的结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钩杀的器械，二者合成一样兵器，可刺可钩，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当时，人们就以这样的阵势和兵器打仗。打仗自然离不开兵士，其时军队中的甲士，清一色来自“国人”。所谓“国人”，指的是住在国都和城邑里的人，相对应的是住在城外面的“野人”。西周和春秋时期，只有“国人”才有资格当兵，所谓“公侯干城”“执干戈以卫社稷”。“国人”要当兵打仗，在当时是义务，也是权利。为什么说是权利呢？因为让人家拿起武器不是一件小事，不信任就不能把武器发给人家。反观“野人”，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没有服兵役的权利。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由于常年侍奉贵族，出征时有一部分人可以跟随贵族甲士充当徒役，做的就是现在的后勤工作。上述情形有些类似古希腊城邦。在古希腊城邦，只有自由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战争主力重装步兵，奴隶只能跟在后面打杂。这缘于在东西方文明的幼年时期，战争都还是“上等人”之间的流血游戏。由于当兵的“门槛”高，一方面，兵员素质得到保证，个个都是精兵，因而也不需要专门组建什么常备军。当时的“士人”绝非后世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象，相反，文武还没有分家，所以，凡是“士”，都要精通“六艺”，其中的“射”（射箭技术）和“御”（驾驭马车技术）两项技能就是为上战场厮杀准备的。另一方面，参军的“高门槛”也限制了军队的规模。管仲执掌齐国国政后，把国都临淄划分成15个士乡。士乡5家叫一轨，10个轨编成一里，4个里成连，10连成乡。乡的首长叫乡良人。每乡2000户，每户出一人，合5乡共有1万人，编成一军。15乡共有3军3万人，兵车一千多辆。仅区区兵车千乘，3万甲士，就足以使齐桓公登上“春秋五霸”之首的宝座。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战中，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正面对决。晋军有兵车700乘，如果照1000乘3万人计算，人数在2万左右。齐国、秦国都有大夫在场，可能带点象征性的部队。对阵的楚军加上盟国陈国、蔡国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兵车，古书上没有交代。假定双方人车的数目相近，那么，战场上大约共有1500辆兵车，人数至多是四五万人。而这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已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战。有道是“春秋无义战”，随着列国间战争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兵者”变成了“诡道也”，旧有的礼仪都被抛在一边，孔夫子哀叹的“礼崩乐坏”，大抵如是。宋襄公大概是最后一个秉持传统战争的文明礼仪的春秋君主，而他也成为后世的笑柄。为了在生死相搏---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兼并战争中幸存下来，大概从春秋中晚期，个别诸侯国就打破了只由“国人”服兵役的传统，使得原来无权当兵的“野人”也加入到军队中来，从而急剧扩大了兵源，加强了本国的军事力量。国野之别被全民皆兵代替，参加战争再也不是贵族的荣耀了。在春秋末期的晋、郑铁之战中，晋国的卿大夫赵鞅让没有自由的家内奴隶也当兵打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处在同一时期的吴国为了争霸需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