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蔡昉/王德文/曲玥【内容提要】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冲击，与各地区、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题是相关的，即在危机条件下，过时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最先遭到冲击。因此，摆脱危机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地区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及大国假设下，本文延伸了雁阵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范围，从经验上实证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格局变化，即东北和中部地区比沿海地区有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贡献率。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关键词】雁阵模型/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一、引言在解释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如何产生时，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寻找原因。而且，既然危机通常是从某一个特定国家开始爆发，继而通过金融链条或者产业链条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宣称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是，无论是从经济史还是从本次危机的现实来看，危机所施加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往往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即便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受危机冲击的大小总是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特定产业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企业选择的技术结构和经营方式有关。就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跳出货币和信用结构的框架，从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方面考察在危机中求发展机遇的理论，而熊彼特是少数不从金融角度解释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1990，第256页注1）。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是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时遭受的出口冲击，以及自身所显示出的结构问题、经济下滑和就业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因地区、产业和企业而不同的观察，与熊彼特的判断是相吻合的（蔡昉，2009）。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过程，而是一个跳跃式、伴随上升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内生于经济发展中的。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由企业创造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式等一系列创新活动所推动的（熊彼特，2007，第146页）。但是这样的创新，并不是按照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发生的，而是成群成批地蜂拥而至。通过创新首先形成一批与老企业并驾齐驱的新企业，后者进而以竞争的方式试图消灭老企业，并造成诸多发展条件的改变，需要特殊的并且常常表现为经济周期的适应过程，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在最早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起而模仿，把整个经济推入繁荣期。由于后起的创新企业越来越不具备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新的条件，以及老企业以守旧的方式所进行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萧条（熊彼特，1990，第6章）。与此同时，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遭遇就业冲击的大小，以及经济开始复苏时就业能否相应复苏，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应对危机的经济手段相关。在危机后的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如果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当，很容易出现“无就业复苏”现象。①针对美国自1990—1991年之后，在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过程中，反复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迄今经济学家的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的调整有关。由于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做出努力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过快，即生产同样产出对应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由于中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