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上的积极国家及其法理分析摘要：由于私法和市场经济不能自动消除贫困、失业、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不能自发地实现社会公正，必须由国家介入才能解决，由此催生了社会法“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相结合”的法律机制。作为积极国家法律实践的产物，社会法行政执法机制的理论是积极自由、积极权利和人权学说，与其他法律部门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国家给付、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积极执法与消极执法相结合。关键词：社会法；行政执法；积极国家；机制；特性：D90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7）03-0088-007近代民法和私法是适应市场机制的法律，它要求国家对市民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干涉。因此，私法上的“人”舍弃了无数市民的个体特征，是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特殊性、完全中立、没有任何偏见的抽象的个人。[1]事实上，作为私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不拥有财富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与此相反，社会法上的人是具体的人，他们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上获得基本生存资源，或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也就是行为主义经济学所谓“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有限的自利”。[2]因此，社会法上的“人”需要国家和社会施以援手，通过行政执法保障其基本生活权利，防止强势主体利用其缺陷，导致有违社会公平。其基本特征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进入原本不干预的私人领域，履行对特定对象的给付或其他义务。这是社会法与传统法律部门最显著的区别之一，由此形成了社会法特殊的行政执法机制，在法律领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一、社会法执法中的积极国家（一）私法机制及其不足根据传统私法理念，个人是国家的本原和基础，是法律的目的，国家只是他的外在保障。在价值取向上，国家是中立的，当不同的“善”观念发生冲突时，“国家或政府必须在其公民之间是严格中立的”。[3]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和诺奇克・所倡导的“最低限度的国家”，也就是消极国家。在制定法律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家的目的不是追求“至善”，而是惩戒和避免“恶行”，其合法性在于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为个人实现理想提供条件。在执行法律时，除了违反公法的行为要受到国家主动追究外，一律实行“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国家作为“执造两端”的仲裁者和居中调节者，不主动追究私法上的违法行为，不主动介入私人领域和私人事务，国家也不构成私法上的义务主体和当事人。因此，无论是以实现公共利益还是其他崇高理想为名，国家都不得干涉个人选择，不得干预个人生活。比如，国家不干预私人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对于雇主拥有的解雇自由，不能予以限制。由于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祸害”，需要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使国家权力避免过于强大。同时，要防止国家权力误用和滥用，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得以实现，使个人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国家能力亦不能随意加强，要用“自由主义的剃刀”将国家身上多余的能力剃掉。正是在这种“消极国家观”的指导下，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私法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合法掠夺”。（二）社会法机制及其实质1.社会法机制的产生由于民生问题恶化，慈善、互助和施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改良主义者开始考虑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强调国家干预以帮助穷人摆脱困境的必要性。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大量带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规制私人契约（1），“以解决与经济生活相关之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藉以安定社会并修正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面影响，”[4]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就是今天我们指称的“社会基准法”。由于社会基准法大量出现，最终导致社会法和“积极国家”的产生。所谓社会基准法，就是将社会弱者的利益，抽象提升到社会宏观层面，以法律的普遍意志代替弱者的个别意志，从而实现对其利益的特殊保护。[5]社会基准法克服了弱者交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