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质量红利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詹韵秋王军摘要：人口质量红利作为近年来数量型红利式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理论源泉、经济效应、度量标准、内外部实现条件以及人口质量红利对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红利目前国外关注较少，国内为主要研究领域，且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存在着概念不清、指标不明、定量不足、研究不细等问题。最后，基于现有研究，在对人口质量红利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便为人口质量红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问题。关键词：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界定;研究综述;研究展望[]C924.2[]1673-0186（2020）002-0021-012[]A[DOI编码]10.19631/jki.css.2020.002.003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7%，老年人口达1.32亿。与之相伴的，还有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数量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上的双重下降。近年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甚至有学者陷入了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经济下行趋势已成定局的惶恐之中。“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大卫·布鲁姆（DavidBloom）与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Williamson）提出的，人口转变初期，在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大，较低的社会抚养比为经济增长献上了一份人口大礼，即“人口礼物”（DemographicGift）[1]。随后，布鲁姆等人再一次深化了“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随着人口的变动，必然存在一个时间段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高投资、高储蓄以及经济的高增长，而此时由于人口变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有利性便是“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2]。由于我国人口转变开始时间迟，因此国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起步也相对较晚。2003年，于学军第一次提出了“人口机会视窗”的概念，并将其诠释为在人口转变进程中出现的总抚养较低、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3]。2004年，王德文和蔡昉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分析了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4]。此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俨然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纵观当时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对人口红利的内涵界定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都认同人口红利的产生源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具有生产、储蓄等方面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段人口在数量与结构上的差异是产生人口红利的根源所在。因此学界对传统人口红利的研究多是以人口数量和狭义人口年龄结构为着眼点的，几乎未考虑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在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的现实背景下，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的论断屡见不鲜。正因为看到了人口数量红利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优势已经难以为继，学者们开始寻找人口变动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新动力源。有一些学者站在预防型储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生命周期财富流动等不同角度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5-9]，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寄予了较高期望，认为它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持续时间会超越第一次人口红利，但如果仅仅从老龄化背景下储蓄动机增强、老年人力资源得到开发以及生命周期财富由负转正等维度来对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定义，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力将难以与第一次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媲美。人口机会窗口的逐渐关小是必然趋势，也符合客观规律，而传统意义上人口机会视窗的关闭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必然消失，更不代表人口变动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人口要素是一个综合体，人口变动也是一个多维过程，不少学者在提出人口红利消失这一论断时仅从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