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出土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王文摘要：出土文献是文献研究的重要资料，极具价值。本文通过举例论证探寻出土文献对《史记》研究的价值体现，发现出土文献可以解决研究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史记》研究提供依据;纠正《史记》中的错误;扩充了原有的《史记》文献资料范围。关键词：出土文献;文献价值;《史记》;《编年记》：R212：A：1005-5312（2020）23-0011-01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7一、前言在20世纪之前，学者们研究文献典籍主要是利用传世文献之间互相佐证。有力的支撑材料大部分是由出土材料提供的;在文献研究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考证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利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①对《史记》②进行研究，研究成果颇多，如陈直的《史记新证》、韩兆琦的《史记笺证》等。二、出土文献为《史记》的研究提供的佐证（一）名称的来源时间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并不是“史记”，“史记”一词本为古代历史类典籍的统称③。司马迁的《史记》名称产生时间也有多达数种说法。根据《隶释》④中记载的“秦东门”与《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三十五年秦始皇在东海胸界中立石，建立秦东门的事情相对应。据考证，在“东海庙碑”中记录的就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史记》的名称的最早的一条文献。陈直在其著作《太史公书名考》中也有相关记录。⑤（二）内容涉及体例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司马迁将陈涉归为世家而引发争议。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星运行位置。在纪年表中，大概在秦二世的时期上记载“张楚”，其后为汉代的纪年。“张楚”在《刑德泄书的干支表》中得到了印证。出土文献为学界争论的陈涉收录在世家的问题提供支撑材料。三、出土文献纠正《史记》中的谬误在《史记》的研究过程中，出土文献可勘正《史记》中的错误。《编年记》⑥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事件，它可以勘正《史记》中的相关错误记载。如《编年记》中记载秦于昭王十七年，攻打了垣、枳。而在《秦本纪》中记载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将垣还魏，十八年攻垣。《秦本纪》里收录的是在十六年，左更错取辍及邓。《六国年表》中记载在十八年客卿错攻击魏国，《史记》中对攻打枳的时间记载有出入。出土文献可以使学者确定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十七年攻垣、枳，更正了原有的错误。四、出土文獻扩充了《史记》的史料《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出土文献的看法，可见，文献典籍的匮乏让研究者手足无措。而出土文献是对传世文献的扩充补足。《编年记》中详细的记载秦在昭王六年攻打新城后，在八年归还新城。而《秦本纪》只记载了昭王七年，夺取新城，与《编年记》中记录的“昭王七年，新城被攻陷”是一致的，但没记载后续。据白起为左庶长在十三年，带兵攻打新城的记载可知，秦曾将把新城归还给韩。《编年记》在这里补充了《史记》中遗落的记载。五、结语通过对比例证，可知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佐证、纠正、扩充，可以帮助学者解决相关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古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文献学，定会有更多的新发现。注释：①《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曰：“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②引用的《史记》都为中华书局1982年版。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④原文为：“碑阴：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宋·洪释《隶释》中华书局1986）⑤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用出土文献东汉碑刻和传世文献相互佐证的“二重证据”。杨明照：“据此，以史记专名《史公书》今可考信者，宜以是碑为称首。”⑥《编年记》出自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秦简牍合集·睡虎地简牍》。参考文献：[1]陈直.太史公书名考[J].文史哲，1956（06）.[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苏安国.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