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唐长孺先生平生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成就卓著，并于古籍整理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饮誉海内外学林。唐长孺先生在所治范围内，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并取得学术界公认的业绩。仅就魏晋隋唐史研究而言，举凡此期之社会经济、政治、兵制、民族、宗教和学术文化等论题，皆有精深研究，历所发凡，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并在研究中提出新的课题，给后学以重要启迪。有关唐长孺先生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及其治学特点，史学界已从不同侧面多有论述①。今仅以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参据诸学人的评述，就唐长孺先生在20世纪背景下的学术贡献及治学特点略述一二。一如所周知，唐长孺先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中，社会经济史始终是他所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他早年所撰《国史大纲》(含《中国中古史大纲》、《中国中古史大纲补编》、《中国近古史大纲》)中，社会经济史内容即占有一定的比重②。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领域更是唐长孺先生长期探讨的中心课题。以下对此略加追述。1954年，唐长孺先生发表著名的《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一文，对屯、邸、别墅或田园的性质、南朝的山泽占领制度以及北来高门以屯、邸、别墅之名扩大土地占有之情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屯、邸、别墅的劳动力问题予以考察，对南朝大土地演变的特点及山林开发乃至江南农业的发展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深刻结论。1955年，唐长孺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内中所收《西晋田制试释》、《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等相关社会经济史论文，至今仍被史学界视为研究魏晋南朝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经典性篇章。而后，唐先生又相继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论著，对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北魏至唐代前期之均田制进行了通盘性的研究。1959年，唐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录相关社会经济史名篇《西晋户调式的意义》、《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以下略称《工匠》)等论文，分别论证了西晋户调式的实质及其意义，亦即在土地和劳动者“客”的占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上，大土地所有制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及其联系；均田制之实施年限、太和十年租调制度之轻重、北魏均田令中桑果田之含义问题；魏晋至唐官府手工业工匠身份之演变问题等，进一步在相关论题上将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向深入。1961年，唐长孺先生发表《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一文，参据史籍记载及吐鲁番文书残简与敦煌所出长安三年典阴永牒，论证了武则天统治末年的逃户问题及官府对逃户处置政策的变化，指出唐玄宗开元九年的“括户”之举乃是武则天长安三年括浮逃户的继续和发展。唐长孺先生曾于1962年10月至11月间，应邀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发表多次学术演讲。其中，以《三至九世纪直接劳动者地位的变化》为题，对3—9世纪长达七百年间直接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演变进行了高度概括，分别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对之进行了扼要的分析及论述。第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别讨论了几种直接生产者：(1)封建依附者；(2)国家编户；(3)工匠；(4)少数雇佣；(5)奴婢。所论主要侧重于农业领域内直接劳动者身份的变化。第二部分“隋唐时期”，则着重从租佃契约关系、纳资代役等方面论述了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这一长篇报告表明唐长孺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中古时期各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业已形成较完整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唐长孺先生受命主持点校《二十四史》之“北朝四史”，并主持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唐先生以惊人的毅力，挨过了所在高校“左”的政治冲击和视网膜脱落的巨大痛苦，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北朝四史”的点校任务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而且仍然不倦地思考中国中古史的若干重大学术论题。1980年之后，相继撰述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