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可谓是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流动人口变动已呈现出九大趋势，即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１］这些趋势证明城市政府过去秉持的“独善其身”的做法行将失效，促进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应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选择，它也理应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价值取向。本文将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的诸多研究视角作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融合之路径。一、现代化（城市化、再社会化）视角现代化、城市化、城镇化、再社会化概念虽各有侧重，但在关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上，它们切入的角度的相同点在于强调其身份的转型和心理的适应变迁。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边际人”，他们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不但要经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变迁，完成现代化，同时还处在两种体制的接壤处，跨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城市化。他们在这个“断裂”的世界中承受着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转型压力，面临艰巨的再社会化的任务。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现状更加不满，但又更习惯外出的生活，对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２］再社会化过程的坎坷可见一斑：身份裂变、角色冲突、心灵漂泊、行为无序、价值真空、精神疲惫。［３］如社会学家勒纳所言，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都市中的农民工身处发达的媒介市场之外，处于现代社会被遗忘的角落，如此这般难以完成其现代化。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但是，城市化的内涵不仅具有数量过程，还具有质量过程，进入城市的人口没有被城市的文明所同化和接受了城市文明仍被当作农村人口看待都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只有将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作为城市化率衡量指标的有效补充，才能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４］因此，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融入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应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适应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其精神文化生活亟待改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都存在如何改变、调整和完善自己的问题。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与市民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是造就“城市和谐市民”，建立“和谐城市”乃至“和谐社会”，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５］对具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事实和意愿的可称之为“新移民”的人群，个案调查显示，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为一种理性、兼容和合作的“新二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的城市融合要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三个阶段，其中“敦睦他者”是甚为关键的过渡期，既令人乐观也可能暗藏风险，如何规避社会风险并缓解新移民的双重路径作者简介：钱正荣（1976—），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讲师。钱正荣（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摘要：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是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多元的破解路径：进行传播媒介素质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转型；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交流，提高社区聚合力；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农民工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