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但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历史学是历史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下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长期隔绝，对台湾省史学界的状况我了解很少。本文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有关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曾经产生过司马迁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这种危机，是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清代考据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但乾嘉学者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如果说在承平时期这种考证还能吸引人们兴趣的话，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扩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发挥今文经“公羊三世说”，提出人类“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并且撰写了对传统经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带有近代气息，但他的学说主要是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科学认识。由于他的一些论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武断性，这就不免削弱了它们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和康有为热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贡献要大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变法的失败和与孙中山的结识，又使他的思想一度变得比康有为激进得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