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分位回归模型的分析摘要：本文在明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使用入职时的教育和收入水平，分析“纯净”的教育收益率。本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初期、深入改革时期四个历史阶段分析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教育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本文同时使用一般线性回归与分位回归模型，深入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变化。实证结果发现，改革开放前，收入条件分布中、低分位点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高分位点，教育使得收入水平趋于收敛；改革开放后教育收益率随收入条件分布的分位点的增高而同步提高，教育导致收入差距增加。关键词：教育收益率，分位回归，市场改革一、引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进而促进社会公平。一直以来，学界关于教育与经济交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交叉点上：一是宏观层面，经济变化和教育扩张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微观层面，个人教育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产出。本研究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个体教育收益率。众所周知，我国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与之相应，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求职、雇佣制度等也都随之经历了几番变革。作为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重要信号，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紧密相关。以往关于教育收益率研究的实证数据大多从80年代中期起，少有对改革前计划经济时期教育回报的关注，进而也缺少对改革开放前后教育回报的对比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力市场收入机制的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异，是否造成了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教育回报率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二、文献评述教育收益率，也称教育回报率，是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研究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教育收益率是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性指标，关于其计算方法，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明瑟（Minc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估计方法，即“明瑟方程”或“明瑟收益率”[1]。该方程简洁地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工作经验等要素的回报，成为关于教育收益率经典的计算方法之一。我国已有的对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后期逐渐增多。关于教育回报率的计算也大多用“明瑟方程”加以改进进行估计。例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运用1988年各省家庭收入调查资料，估算出全国平均的教育收益率为3.84%[2]；赖德胜（1998）利用社科院收集的1995年全国11个省市城市职工数据，估算得到的教育收益率为5.73%[3]；张俊森等（2005）基于1988-2001年的数据，估算我国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4.0%，一路涨到2001年的10.2%[4]；钟甫宁和刘华（2007）运用CHNS调查6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在1988年为2.8%，1990年为3.4%，1992年为4.6%，1996年为8.4%，1999年为8.7%，2003年为10.3%[5]；娄世艳（2009）基于CGSS2005的数据，估算出全部样本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6.18%[6]；李实和丁赛2003年的研究更为翔实和细致，他们对1990-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是逐年上升的[7]。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集中在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集中体现的趋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收益率的一路高升。从调查时点的角度讲，一方面，很少见到对更早期教育收益率的估算，另一方面，也需要用更新的数据对当代教育收益率进行跟进研究。本研究试图描绘从新中国成立时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经济制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变。这场渐进式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政策层面有着明显的变化，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个人教育对收入获得影响的差异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在影响机制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计划经济时期、双轨制时期、市场经济时期之间决定个人收入获得的机制不同，个人教育水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