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时间:2022年2月3日作者：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光明网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确有着某些显著变化于是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有积极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我没有读过几本海外史学理论的书，可以说不懂海外的史学理论，因此，我只就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论文而理解到的一些研究方法，简略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看好，但过段时间也许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内涵，例如对海外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对一切新鲜的东西，包括没有看到过的海外中国近代史著作都以羡慕仰望的态度来接受，而忽略了选择；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就不同了，有了批判精神，对海外的东西不是一味接受，而是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这就是一种进步。我对待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态度和出发点，就是如此。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学术交往日多，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和资料，看到过去不可能看到或很少看到的港台地区以及美、日、加和欧洲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遂使中国近代史学者打开眼界。这是能够了解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必然前提，从而才有可能让我们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其方法并逐渐能选择对我们有所启示和值得吸取的地方。因为这个论题比较大，难以进行全面完整地论述，我只想举几个例证来说明我的粗浅看法。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家在利用官书、正史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与开发，梁启超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正续编中，都很看重扩大史源的问题。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但是，近几十年，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随意乱贴正确理论的标签，好做放言高论，“出思想”成为某些人不亲自动手做学问的时髦流行语汇。于是奉行者照方抓药，随意抓几条现成的史料，填充成文，几已成为习惯性动作，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而海外若干学术机构却建立了有关中国学术的这样那样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协会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等来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90年代前后，我在国外看到这一现象，颇多感触，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所搜集收藏的“红卫兵”小报，比较丰富完备，应当说这是研究“文革”历史的重要史源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口述资料库，我曾去查阅过北洋人物的口述资料，虽然有些需要甄选考订，但终不失为研究近现代人物的重要史源，《顾维钧回忆录》就是根据其所藏顾氏口述资料翻译而来的，唐德刚教授撰写李宗仁、胡适的传记也曾以此为重要史源之一。纽约州有个规模不大的大学图书馆集中全力收藏了越战资料，成为研究越战的一大史源。有些海外学者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某一专题，不惜远涉重洋，到中国来寻求史源，美国宾州大学讲座教授林蔚为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直奉战争，几次来中国访求口碑与文字资料，与中国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学者交谈商榷。另有一位一时想不起名字的美国学者，为了研究罗隆基的一生，辗转托人向中国政协机构、民盟组织和有关人士挖掘史源，也要求我为他提供史源线索。日本有位年轻的近代地方史学者贵志俊彦专门研究近代天津史。他曾多次来津查档案，经常泡档案馆搜求史源，并与有关人士接触，尽量扩大史源线索天津有许多近代史学者接待过他。海外学术机构和学者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者曾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我在美国曾遇到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章开沅教授，他当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