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意义确证原则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我们处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但当下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应该和谁对话，如何对话。我们患了文化对话的失语症。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努力，这里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为体，古、西为用，以及“元文化”等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体用”的对话态度，其内涵的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结果却是不得不陷入一种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话悖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给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化对话态度。由此，我们试提出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在文化对话中如何确证中国文化身份的原则底线。关键词：对话中国文化身份体用元文化考古学1．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是对话的语境。在对话的语境中，构成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即：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的对话。实际上，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史，就是这些不同的文化的对话史。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这种文化对话的境遇当中。不过，我们所处的这种对话的境遇却是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⑴我们从哪儿出发去进行对话？或者说在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这还真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但是，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却会对这种“当然”的态度说“不”。实际上，在可以称作“我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另外，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当大部分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实际上，今天的我们在这样的文化对话境遇中，真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⑵我们和谁对话？这里的“我们”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是语言中的虚拟的“我们”。因为在当今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文化对话中的“我们”已经丢失了。在这种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⑶如何进行对话？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失语症。我们不是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