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意义研究（一）设计理念的差异1．哲学理念上的差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认同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并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出发点，这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文化动员体系的设计理念存在区别。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核心目标是要满足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对于社会动员渠道的要求，因此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整体上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动员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目标是要满足生命个体审美的真实性对于社会公共系统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消费和文化接受过程。统筹考虑社会文化福利目标、公民文化权益保障目标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同于文化事业体系的本质区别。尽管有学者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具有“意识形态前置”的特征①，但中外学者都不认为要以国家宣传机构的价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定位作为公共体系设计的预期目标；当然，公共文化产品作为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本身具有价值“柔性渗透”的特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着力提升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与渗透能力，并不排斥通过主流文化的价值引导以实现对公众的意识形态掌握。2．理论模式上的差异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在国家主义原则下偏好精英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②，借助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国家综合管理职能体系实现精英文化的社会主导功能；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则要在满足国家主流价值目标的前提下，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在技术层面上要建立一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模式”。因此，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在制度定位不同，文化事业体系的设计理念注重“重心在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则要求“重心在下”，在基层社区和农村③。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实行自上而下的文化生产配给模式。文化生产单位接受来自上级的指令，按照指定计划生产和分配，基层一般很难选择，具有“议程强制”、“形式强制”或“渠道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制”的色彩。尽管文化事业单位生产的目标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但这种需求的表达渠道却是一种借助国家行政部门归类实施的整体性表达机制，倾向于关注共同体的文化需求，一般难以照顾个体的差异性需求。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从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收集，到公共决策，再到财政预算的形成、拨付和监管，最后到绩效评估各个环节在内的民主而透明的科学程序，能够兼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同体的需求与个体的需求，并借助于对话机制促成精英文化偏好和大众文化偏好的协调。3．功能结构上的差异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建立在一元化的管理理念之上，是一种计划型公共生产、分配与消费体系，公民的文化生活基本被纳入到公共管理范围。政府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垄断提供者，通过综合意识形态的原则要求和精英文化的偏好，形成公共生产计划，并通过专业性宣传文化部门组织生产与分配，国家建立完备的全国性文化行政体系以提供组织保证。因此，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是在国家计划体制的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命令配置体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即传统文化事业“行政范式”的本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建立在大众多元化文化需求与多渠道供给的基础上，一元化行政命令体系所体现的“集中决策、集中供给”模式事实上难以完全满足民众多样性需求所要求的“分散决策、分散供给”模式。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供给方、生产方和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契约交易为基础形成的公共文化生产、分配和消费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并非行政命令或计划配额，而是基于现代文化市场所固有的契约精神，通过服务合同重构社会公共文化生产、分配与消费体系，政府力量以一种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其中，与社会生产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在基础理论层面即体现为一种“契约范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遵循以下理论逻辑：第一，公共文化产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