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之后：中国后现代的艰难行程【主持人语】当代学术语境中，“后现代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暧昧不清、令人尴尬的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后现代”在西方本就是一个思想繁杂的理论谱系，进入中国后的理论旅行，更使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与中国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缠绕在一起。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意在通过考察“后现代”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梳理“后现代”的谱系特征，捕捉“后现代”的踪迹，以期对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提供批判性思想资源。主张差异多元是后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声音，以下三篇文章皆是一家之言，同时也欢迎不同观点的对话讨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虽然经历了风吹雨打，但多少还有些堂皇悲壮。因为现代主义搭上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快车，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变革前驱而被渲染的。现代派文学及其思想理论一直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样板和标本，它所经历的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磨练，表明它对新旧思想体系都构成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很有限，转化为文学创作成果的就更少见。所谓“85新潮”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但现代主义确实构成了一种观念的冲击，它虽然没有有效地建构新的体系，但它瓦解了旧有的秩序。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现代主义当然也显得不伦不类，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坛就一度时兴过“伪现代派”的说法，那种揶揄的语调，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的急切渴望相比，真有一种老谋深算的意味。确实，现代主义并未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扎下根，因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知识积累，在当代中国并未打下基础。现代主义的那种反叛性和超越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状都大相径庭。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主义开创的暧昧场景中登台，它本身显得更加暧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最初时期，它的身份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台相比，它既无天时（需要新思想的历史机遇），又无地利（改革开放形成的文化态势），更无人和（文学界创新的共同愿望）。然而，后现代主义夹着尾巴躲在“现代派”的麾下步入历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比现代主义晚多少，大陆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词汇的可能是董鼎山在《读书》1980年第12期上发表题为《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这篇评介性质的短文，是否就是汉语中的“后现代”一词的创造，还难以断言。在台湾，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有“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说法。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词汇是否受到台港的影响尚不确定，但已经有其在先，大陆就很难争夺这一发明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介绍现代派的文丛和文章中，就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只不过那时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派。如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4年），其中有不少篇幅选用后期现代主义作品。在该书中，袁可嘉把荒诞派戏剧和法国新小说等作品，称之为“后期现代主义”。但袁可嘉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1期）就发表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见袁可嘉的这套文丛付梓较早，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陈焜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1年）也多处论述到荒诞派戏剧、“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色幽默”等现代派艺术特征。他没有使用“后期现代派”的说法。在伍蠡甫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年）中，也选有法国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阐述文学观念的文章。很显然，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黑色幽默，都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但该选本没有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少量的用“后现代主义”来评介西方文学的新近成果。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得力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听者云集，这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教仪式。传教士本人并不信教，杰姆逊一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但奇怪的是，杰姆逊本人却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成长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