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摘要：“古诗之美，专求意象”。诗歌翻译是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难点，诗歌中的意象由于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一方面能加深读者对诗歌的解读，另一方面却加大了诗歌翻译的难度。文章主要梳理分析中西方翻译理论界对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与不足，提出可以借助西方“等值论”来指导中国的古典诗歌翻译实践，力求在这一全新视角下探索萃取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等值论”；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547（2022）01-0094-02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通常形式简单却寓意深刻，“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将诗歌的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凝练而含蓄，尤以匠心独运的意象见长，能以寥寥数行传达诗人厚重的情感或深刻的哲理。西方汉学大家亚瑟·韦利认为“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我国明代学者胡应麟也说“古诗之美，专求意象”。诗歌翻译是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难点，诗歌中的意象由于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一方面能加深读者对诗歌的解读，另一方面却加大了诗歌翻译的难度。文化意象的理解与传达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译语读者对原作的解读与欣赏。翻译的本质就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因此梳理中西方对意象概念的不同界定，将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寻找正确的翻译视角，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从而实现跨越文化障碍。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展示原诗的风采，文化意象的传递是关键，也是难点，它是一个连续选择和顺应的动态过程。一、中国学者对诗歌意象翻译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古代文学的瑰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它的翻译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作用。近百年来，中国古典诗歌外译虽不能与西方诗歌汉译相提并论，但也渐呈旺势，《诗经》、《楚辞》均有了英文全译本，唐诗的西文译本则不计其数，宋词和元散曲的译本也陆续出现。国内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成果丰硕，但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对欠缺。暨南大学翁显良教授在他的生前代表作《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丛谈》（11012）中强调，翻译诗歌等文学作品要“得作者之志，用译语之长，求形似之效”[1]，在当时中国翻译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译者要使自己和作者所蕴含的内在情志相投，两心相印感通；要按照译语规律，发挥译语优势，重新构思再创作；译作和原作的内容境界、思想感情要近似。翁显良先生尤其提出：汉诗英译要保持本色，…这本色，…在于意象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2]。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在其《译介学》（11019）中提及文化意象的失落和扭曲问题，并提出文学翻译要尽量保持源文本中的文化意象，以便在翻译过程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3]。清华大学的江枫教授在“卞之琳译诗的理论与实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诗探索》2001年第1-2辑）一文中提出诗歌翻译要“以似致信，神形兼备”。上海译文出版社原编审黄杲炘先生在论文“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逼真—从看不懂的译诗谈起”（《中国翻译》2002年第9期）提出，古体诗歌的翻译要“以顿代步”，要“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他们都对诗歌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在《译学津原》（2005）提出玄翻译、元翻译和泛翻译理论。玄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理论的理论，如对翻译理论做整体鉴别、评价和规范等；元翻译理论是本体翻译理论，主要是围绕语言形式和内容意义展开的；泛翻译理论则是非本体翻译理论，如翻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原理等[4]。他在《中国翻译》（2022年第4期）中发表了学术论文“中国诗歌翻译概论与理论研究新领域”，认为中国翻译界在本体诗歌翻译理论方面已取得骄人成就，于是从五个方面对非本体诗歌翻译进行探讨：一，中国诗歌翻译理论与中国语言文字结构之间的制约关系；二，诗歌翻译研究者本人的气质个性与诗歌翻译理论构建之间的制约关系；三，诗歌翻译理论研究者的翻译实践对其理论构建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