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岭南妇女参与墟市买卖研究刘正刚提要：妇女在传统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中不尽一致。岭南妇女至少从汉代就已参与墟市买卖。唐宋时期，岭南妇女趁墟贸易相当普遍，至明清时期已属常态。岭南妇女肩挑负贩于家庭与墟市之间，以家中余物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形成了该区域独特的“贩妇”模式，这一现象与儒家倡导女性居家“女织”模式明显不同，凸显了岭南社会性别分工的独特性。妇女负贩趁墟凸显了岭南墟市的女性化倾向，也是对儒家推行“女主内”模式的反叛。但岭南妇女趁墟买卖主要是为了生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商坐贾。关键词：岭南;妇女;墟市DOI：10.16758/jki.1004-9371.2020.03.010中國古代女性史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不同学科的学者主要从婚姻、贞烈、才女、缠足等视野，着重考察女性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地位。古代女性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也已引起学者关注，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就特别关注历史上岭南女性的田野劳作现象。1990年代以来，李伯重通过江南区域研究得出，明代之前“男女同工”的“夫妇并作”，到了明中叶后才出现“男女分工”的“男耕女织”模式，但此模式直到清中叶才在某些地区得到充分发展。美国学者白馥兰从科技史视角讨论了中国古代女织与工商业的关系，但女织者的身体仍限于家庭空间范围内。彭慕兰也基本持此观点。笔者也曾关注过明清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多元角色以及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但这些研究对妇女参与基层市场的活动几乎没有专门论述，最多是在讨论小农经济时有所涉及，并未能从翔实的史料出发，具体而动态地展现出古代女性参与基层市场交易行为的过程。本文讨论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与海南等岭南地区历史上妇女趁墟买卖的现象十分突出，与其他区域的“男耕女织”模式不完全相同。岭南古代妇女尽管也从事田野耕作，以及纺织等手工业活动，但参与墟市活动的“贩妇”形象始终是主流。唐宋时期，中原南下士人以猎奇心态记载岭南“妇强男弱”的性别模式，到了明清又以“跣足椎髻”的形式趁墟买卖，可见，岭南女性与儒家正统倡导的女性形象相比，始终带有地域传统习俗的特色。古代岭南妇女趁墟负贩现象，显示妇女无意之中主动参与了地方市场运作，岭南社会并非只有“男耕女织”模式，还有妇女“负贩趁墟”的文化习俗，这对理解与把握传统中国的性别分工不无裨益。一、唐宋岭南墟市中的“贩妇”现象岭南妇女参与商业买卖可追溯到汉代。秦汉时期在岭南设郡县，开灵渠，将珠江与长江沟通起来。汉代交阯刺史部及其所辖苍梧郡的治所均在广信县，位于珠江支流西江。“广东的开发最早是沿着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发展起来的。”汉代官府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交阯刺史部的徐闻、合浦等海港出发，《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官府招募商人携“黄金杂缯”，从徐闻、合浦开船“人海”，抵达东南亚各地，交易“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而返。海洋贸易造就了徐闻的富庶，“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时民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岭南最早的女商人苏娥就是汉代苍梧郡人。晋人干宝以鬼魂伸冤记述说，广信县苏娥，父母双亡，又无兄弟，且嫁后不久，夫死无子，她和婢女用钱租赁同乡王伯牛车，将家中所存“杂缯帛百二十匹”运往他县出售，结果在驿站被亭长杀害。从汉代徐闻港贸易繁荣看，苏娥跨县贩运杂缯肯定有丰厚利润可赚，且她之前应辅助丈夫从事过丝绸贸易。苏娥租赁牛车经商，说明汉代岭南女性经商较常见，男女交往也较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女性以阳刚威武的冼夫人而闻名天下。女性经商传统也在延续，唐代岭南妇女参与商业活动不时出现在中原士人笔下，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据宋人引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说，“大抵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三二十辈。生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生酒行主人性别不详，酒行内男女混杂，每晚散市时都会有男女喝醉者数十人。但当垆者均为女人，即便其是被雇佣者，但参与生酒行的商业销售则毋庸置疑。唐代番禺县每逢端午节，都会有老年妇人在街上大声叫卖两种“相思药”，一是“异草”，二是“鹊枕”，都以端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