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心力”——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关键词研究【内容提要】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关键词包含着中国近现代文化演变的诸多信息。“新民”与“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新民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列国竞争”的时代,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所设计的民族改造理想;而“心力”则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相联系,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坚韧，果敢”地选择现代化走向时强化意志的要求,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关键词】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新民;心力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生与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探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思想探求在当时就体现为一系列新的语汇的出现。在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语汇其实就是包含着上世纪之初中国文化演变丰富信息的关键词。在这些关键词当中,“世界”、“民族”、“进化”、“革命”在后来则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思维框架,而“新民”、“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一“新民”一语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演公例”为警觉,激发自己在“列国竞争”时代的进取之心,探寻着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精神。其中,影响巨大的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首次标举起“新民”的旗帜。创刊伊始,他即以“中国之新民”为名连续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重要论著,系统阐述了他在“列国竞争”时代重塑民族性格的主要思想。这些论著皆以严峻的世界形势分析为依据,在强烈的危机氛围中提出应对之策,因而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1](620)“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2](655)梁启超的论述洋洋十数万言,涉及个人道德、国民公德、个人权利与自由、人伦关系、人格气质、社群与国家等众多的内容,系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后最系统最完整全面的“新民”理论阐述,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影响甚大。《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留日学生刊物都不时刊出有关国民性格讨---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论的论述,以后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反省中国国民性问题。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要坚决消除作为革命障碍的民族性格,如怯弱、浮华、诈伪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等,陈天华的《警世钟》痛陈中国人“奸盗诈伪,无所不为”等劣迹,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唤要“拔去奴隶之根性”,“除奴隶而为主人”。可以说,正是从梁启超“新民说”的宏大论述开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源流深长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才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理性形态,并在很大意义上成了以后人们进入这一问题的起点。梁启超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国民精神与国民生存的词语,如“破身奴”、“破心奴”、“依附人格”、“独立人格”、“国民”、“自由”、“权利”等,在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实践中都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阐发。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回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说:“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121)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之所以能够在留日知识界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自然也与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有关。“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译或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4](76)但与其说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崇洋心理下“翻译”了西方的国民性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危机意识让他们“发现”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民说”的核心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