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研究五十年著作一瞥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史坛上展开了一场文化史运动。一批资产阶级文化史家以历史学的革新者自居，要求进一步扫清历史学中的封建残余，打破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法，把历史研究的领域从政治军事的窄狭范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场运动先后波及了美国和日本。二十世纪初，通过一系列留日、留美和留欧学生的译述，一些文化史著被陆续介绍给正在激烈动荡中的中国思想界。如日本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刘陶译)，田口卯吉著《中国文明小史》(一九○三年广智书局版)，白河次郎著《支那文明史》(一九○三年竞化书局版)。一九○一年日本学者就指出了以往中国史学“研究之方法失其宜”，“知支那之个人、不知国民”、“明支那之古代、不明近世之事”。①一九○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历数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之恶果，要求用进化论的发展观念来重新研究历史，打破那种“一人一家之谱牒”式的历史体例，提出了“史界革命”的重要性。以后一些刊物纷纷仿效，开辟史传专栏。这场“史界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中国的文化史运动。二十世纪初叶(一九○○)到中叶(一九四九)的五十年间，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文化史的几十部著作中，大部分在历史观上深受欧美、特别是日本文化史家们的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等资产阶级文化史观的影响。但也有若干著作试图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变化。如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强调文化“就是人类依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认为“在叙述各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阶段，使读者明了这两者间的适应关系。”②杨东主编的《本国文化史大纲》提出“用经济的解释，以阐明一事实之前因后果与利病得失，以及诸事实间之前后相因的关联。”③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分四章，其中第二章从工具分析有史期第一阶段的文化形态，第三章从产业分析有史期第一阶段的文化生活。在最末一章的余论中，作者以为“文化过程是实际生活的各部门的过程”，“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至于生产关系，就政教说，乃是权力生活，属于精神文化，而为生产力所决定。”④尽管这些以唯物史观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文化发展的理论来剖析中国文化的演进的著作还显得很浮浅、很粗糙，但毕竟已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在编纂体例方面，许多文化史著作还不能摆脱旧有的朝代叙述法，但有一些在体例上有所探索。如梁启超一九二五年讲演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就以专题分类撰述，全篇八章。一母系与父系，探索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二婚姻，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的婚姻制度；三家族及宗法，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较翔实的叙述；四姓氏，说明了中国古代姓氏和名字号谥的起源和演变；五、六二章阶级，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蓄奴制度；七乡俗、八都市，用对比的手法，考察了中国古代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政治组织的状况，指出了中国城市和乡村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梁启超曾试图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第一卷绪论，第二卷五千年史势鸟瞰，第三卷以时代为序，依次撰述，可惜只成了绪论部分，即以后多次再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三六年正中书局出版的王德华著《中国文化史略》分四编三十二章，以“问题为中心”来阐---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释中国文化的流变。第一编经济史，分初民生活、农业、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工业、货币制度七章；第二编政治史，分政体之演变、中央官制、地方制度、教育考选制度、司法、兵制等八章；第三编学术史，分语言文字、先秦学术、汉代经学、魏晋清谈与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美术、史地、科技等十二章；第四编社会史，分社会、阶级、宗教、婚姻、风俗等五章。一九四三年作者书店出版的王治心著《中国文化史类编》也是以专题为经、时间序列为纬，分绪论、政治与经济的制度、社会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