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模式在中国的理念分野与实践生成基于“北蔡南马”的研究（三）学校管理：教授治校与多方参与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逐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立评议会，以此为学校立法机关，“给多数教授的代表，决议立法方面的事”。在人员组成上包括校长，教授代表，并且非常强调教授代表作为评议员的作用，由教授互选代表，并有一定的任期。决议的事项包括：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种规则；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将建议于教育部者；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项。北京大学还另设“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马君武主掌的广西大学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议事机构，强调的是“多方参与”。组成人员包括：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事务长、各院院长、秘书处主任、图书馆主任、总务处主任、训育处主任、注册主任、体育主任、卫生主任、教授会代表一人。议事规程包括：本大学预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学程；大学内部各种规则；关于学生实验事项；关于学生训育事项；校长交议事项。广西大学另设“事务会议”和“教务会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和马君武主掌的广西大学在学校的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蔡元培非常注重教授的权力，强调教授代表在评议会中的作用；马君武则注重包括各职能部门的主管（教务长、主任等），以及学院院长等在校务会的作用，强调的是学校各职能部门参与决策，但职能学校部门主管以外的教师代表数量较少。这实际上与他们仿效的德国大学模式紧密相关。蔡借鉴的是柏林大学模式，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重视教授的作用。马移植的是德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工科大学模式，以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学校外界力量的多方参与为管理特色。工科大学原本就是直接为各城邦服务的，后来师生们才逐渐争取“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权”[19]。另外，还由于广西大学当时由广西政府主管，规模较小，是一所新建立的工科学校，在学术传统上与北京大学存在差距。（四）系科设置：“学术分校”与“先设农科、工科、理科”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有别：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高等专门学校’”[7]218。对于北京大学的系科设置，他说道“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7]28。在“今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种，使渐臻完善为第一义”[7]576的思想主张下，他改革北京大学，调整了科系设置，将商科、工科撤销。1920年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设五部，十四系——第一部，数学系、物理系、天文系。第二部，化学系、地质系、生物系。第三部，心理学系、哲学系、教育系。第四部，中国语言文学系等语言类学系。第五部，政经法史地（蔡曾想把法科调整出去，后因法科反对而保留）等。马君武认为通过设置工农、矿系等培养实用人才，开发广西，发展广西。因此，广西大学“先设农科、工科、理科”。他同时也指出，由于“理科是各科的根本”[15]166，所以有必要先行开办。马君武面向广西，以科学实用为方针，对院系、专业调整、充实。广西大学的院系设置——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农学院：设农学系，林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另设有矿冶专修科。在系科设置上的差别，源于“北蔡南马”对大学的观念认识以及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差异。蔡元培师法柏林大学模式，对“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发达相类”[7]299-300，注重纯学理研究，“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20]313。因而，北京大学在系科设置上的数理、化学等属于基础学科，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并归入相应的“部”。而工科等注重应用性研究等系科被撤销，调整到其他学校。马君武移植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在系科设置上与就读时（1903～1906；1913～1916）的柏林工业大学极为相似。柏林工业大学到1899年，设置的三个系为：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