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模式研究［摘要］通过分析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现状以及我国现有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中的互利模式、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和中央诱导模式三种模式的特点，得出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适用于中央诱导模式，最后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对跨界协作行为进行引导和激励、限制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发布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右，如存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己转载的信息，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关键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模式［D0I］1013939/jcnkizgsc201716035我国省际民族聚居区普遍经济发展滞后，集老、少、边、穷于一身，但“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族、民同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相似性和相关性，资源禀赋相似，要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应加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抱团发展。行政区划的边界划分和地区本位思想的盛行是阻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的巨大障碍。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跨界协作主要需要依靠利益驱动或是上级政府的推动。我国幅员辽阔，地方政府间跨界协作模式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三种协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互利模式、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和中央诱导模式。[1]1互利模式互利模式是指地方政府开展跨界协作可以获取一定收益，在利益驱动下，协作各方均可从协作中获益。互利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跨界协作可以出现在各个领域中，是一种自发性的市场行为，存在着相应的动力机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省际民族聚居区各地方经济发展落后、政府思想保守，产业关联度弱，经济主体合作少，这势必带来地方政府间交往少、跨界协作缺乏动力。目前，省际民族聚居区地方政府跨界协作主要集中在边界治安维稳、文化交流等非经济事务上，在经济建设上，各方视对方为竞争对手，争相幵发区域内资源，竞相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品牌，争做区域发展领头羊，相对弱小的企业等经济主体无力也不愿开展合作，这导致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上跨界协作很少。当区域内经济主体发展到足够壮大时，才有能力打破地域限制，实现跨界兼并、秉组和整合。这时，地方政府间才需要在经济上合作共赢、抱团发展，而简单依靠区域内经济自发性发展促进地方政府跨界协作、互利共赢并不现实，也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因此，“互利模式”在省?H民族聚居区现有状况下，并不具有可行性。2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合作各方中有一方或少数儿方相比其余各方在实力上具有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称之为大行政单位。在大行政单位的主导和组织下，区域内地方政府共同开展跨界协作。大行政单位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合作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也从政府跨界协作中获益较多，这与它在跨界协作过程中的付出相一致，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以长三角地方政府跨界协作为例，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三市作为大行政单位，一直主导和引领着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跨界协作工作，也从区域抱团合作发展中获益颇多。省际民族聚居区各地方远离所属省区行政中心，多处于偏远地带，在上级政府政策扶持和发展规划上往往被忽略或处于边缘地带，多数属于发展的经济洼地。因此，省际民族聚居区缺乏或不存在大行政单位，不适用于大行政单位主导模式。3中央诱导模式中央诱导模式也即由中央政府制定区域内地方政府跨界协作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其鼓励、要求和强制下，地方政府间开展跨界横向协作。目前，我国发展比较完善的地方政府合作应当是在中央政府诱导下的地方政府跨区域对U支援和帮扶，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口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沿海发达城市对口帮扶贵州省为例，宁波、青岛、大连、深圳、上海、杭州、苏州、广州8个城市“一对一”帮扶贵州除贵阳市外的8个市州。这种帮扶名义下的地方政府合作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一方面，接受帮扶的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而积极配合、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对U帮扶工作被中央政府纳入到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中，支援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