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孔子的研究从新文化运动开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古今中西Z争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清算，一时间各种主义和学派竞相登场，学术论争纷纭。从陈独秀、吴虞等祭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起，一大批新式学者展开了对孔了和儒家思想的批判。此外也有很大一批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等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和发展，一时被视为尊孔派。在反孔和尊孔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孔子及英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郭沫若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郭沫若认为孔子的形象在历史上不断地遭到了粉饰，被神化，并且在“儒家”这一过于笼统的名称下，一再被后世曲解。秦以前的儒家就有很多流派，秦以后的儒家更是百家的总汇，只不过被“总而称之日儒，因统而归之于孔。实则论功论罪，孔家店均不能专其成。”让孔子来承担儒家名下的一切功过，他就一会成为了“超人”，一会成为了“盗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613页）中国封建时代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与注经形式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导致了后人以今度古、以讹传讹的认识谬误。在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时代背景下，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要么遭到全盘否定，耍么被肆意发挥，过度解释。对此，郭沫若要求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孔子，对待传统文化，正如其所言：“我确实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觉着，民主的待遇对古人也应该给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617页）在早期的研究当中，郭沫若首先将孔子看做一个泛神论者。在《中国文化Z传统精神》一文中，郭沫若认为《易传》和《大学》都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将三代的人格神观念改造成了泛神论的宇宙观，认为神是宇宙的本体，是一切事物的立法者，凭借两种相对的力量不断地进化，生生不息，向善自新。人类的个性是神的必然表现，人像神一样是有缺陷的，应当永远不断向上，净化自己，完善自己。因而孑L子强调人应当“自强不息”，“克己复礼”，在“勇”的精神力量下追求智慧和真理。在此，郭沫若对孔子的“礼”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礼”并非形式化的道德规范，而是人性内存的道德律，在这种意义上，孔子与康德是一致的。孔子的人生哲学“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的凯歌，郭沫若坦言其对孔子的崇拜，认为孔子“是兼有康德和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冇生命的巨人。”（《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59页）在《王阳明礼赞》一文中，郭沫若还指出孔子与老子和佛教的区别，认为“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93页）在出入之间寻求中道，显示出孔子在生存境界上超越佛老的一面。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孑L子将“人”这一独特生命体的道德力量扩充到了最大限度，于是郭沫若进一步看到了孔子的伟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由于“孔氏认出天地力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同上），使得儒家的伦理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使个体生命能够做到“内外不悖出入自由”，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并超越自身局限而与道合一。20世纪30年代是郭沫若古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的收获年代，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清算了中国先秦社会丿力史，辨正大量的古史材料，得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其对孔子和儒家的认识建立在这些研究和结论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中，郭沫若认为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文化变革，第一次是以《易经》、《诗经》、《尚书》为代表的奴隶社会文化取代原始社会文化的变革；第二次是以先秦诸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文化取代奴隶社会文化的变革；第三次是以近代科学与中学混战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取代封建社会文化的变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69页）。春秋战国Z际正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之际，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剧烈的革命，《易经》、《诗经》、《尚书》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