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城市规划专题报告2019/5/21导读：人口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摘要：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员：熊柴xiongchai@evergrande研究员：周哲zhouzhe@evergrande相关研究：1.《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2018-03-182.《生还是不生？——来自12万人的生育调查》2018-04-043.《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你生吗？》2018-08-134.《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2019-01-015.《拯救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2019（下）》2019-01-026.《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