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研究：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基于“邓玉娇”事件的个案分析内容摘要：新媒体事件是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个案，选取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南方都市报》报道、地方政府公开的文本分别代表公众、媒体、政府信源的意见，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研究发现，在“邓玉娇”事件中，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动，公众和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议题争夺，在社会问题上，公众和媒体具有共同话语。公众和媒体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虽然政府对公共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但是，它同样需要公共议题。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公共议题的共同需求使得公共议题得以生成和存在，而公共议题的存活则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最终，由公共和媒体开启、政府认可的话语运动推动了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促成了“邓玉娇”事件的解决能够引发公共议题的部分新媒体事件具有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潜力，但是，个案如何触动体制性变革，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关键词：新媒体事件“邓玉娇”事件议题建构公共议题话语运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前言新媒体事件又被称为“网络事件”，指的是经过以网络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参与和传播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陈浩、吴世文，2008；杨国斌，2009）。这一概念脱胎于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D.Dayan）和伊莱休?卡茨（E.Katz）于1992年提出的“媒介事件”（mediaevents）的概念（DayanKatz,1992），2006年被首度用来指涉“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环境下的媒介事件（Qiu,2006；Qiu,2008；邱林川，2009）。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系列新媒体事件，如沈阳刘涌案、孙志刚事件、深圳妞妞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触动与变迁，集中体现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力量,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邱林川，2009）。因而，新媒体事件成为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地解读新媒体事件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课题。目前，新媒体事件研究尚处于“系统分析尚处草创阶段”（邱林川、陈韬文，2009），未能形成清晰的脉络和完备的体系。在现有研究中，概念和分类等描述性问题是较多讨论的议题（尚香钰，2008；邱林川、陈韬文，2009；周葆华，2010）。针对其传播机制的研究发现，它主要采用了“悲情”和“戏谑”两种“情感动员”手段（杨国斌，2009），以及“共意动员”的动员策略（高恩新，2009）。最近，有专论探讨了新媒体事件中的受众角色（龙佳，2010），还有论者尝试开展跨学科研究，从社会学视角研讨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效果、传播模式与社会影响等（刘箐，2010）。研究者们大多对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影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它能够打破官方的话语垄断权（蒋建国，2009），实现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陈浩、吴世文，2008），以及推动社会权利的重构等（李赢、刘真，2008），具有制度变迁和社会导向意义，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连水兴，2009）。当然，也有研究者担忧它容易导致网络舆论暴力,违背了商议民主精神，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韩敏，2010）。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个案，通过探讨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它的议题建构分析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回答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能够成功的问题，回应《南方周末》之问——“邓玉娇案，在法律意义上颇为普通的刑事案子，为何却在短短数天内演变成牵动全国的公共事件？”以及人们的质疑——“网民民意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立足细致的案例分析，本研究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事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二、理论框架（一）议题建构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aw)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