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书”榜的传播学分析曹建殷晓阳互联网时代，榜单文化方兴未艾：明星势力榜、剧集口碑榜、电影排行榜等均为榜单在不同领域的呈现。在图书出版行业，各类榜单也层出不穷，并从不同层面反映图书的市场热点，体现读者的阅读取向。其中“中国好书”榜以其严格的评选标准、扎实的图书数据、完善的遴选程序及高水平的评审专家队伍，代表着全民阅读背景下国内图书榜单的最高水平。分析“中国好书”榜的传播学特征，研究榜单的制作、发布及传播规律，对完善榜单建设、提升出版品牌影响力建设和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好书”榜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主办的大型图书推荐活动，从2014年开始，每年历经多道专业评审程序，从全年出版的几十万种新书中遴选出入围图书，并在世界读书日推出“中国好书”年榜榜单和举办颁奖典礼，引发了社会持续关注与讨论。创办至今，“中国好书”年榜为读者推介了180多种具有优秀阅读价值的精品图书，成为品质与畅销的代表。入围图书的内容、作者、装帧设计等呈现了高水平、高质量的特点，使得“中国好书”榜在出版人心中树立起较好的口碑，成为优质榜单的标尺，在引导出版方向、优化选题内容、规范出版行为、满足阅读需求和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中国好书”榜阐释的经典传播学理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深化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提质增效，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是出版领域迫切需要关注、解决的现实问题，做好图书榜单建设是有效的助力途径。分析“中国好书”榜所阐释的传播学理论，对于进一步改进和做好榜单建设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一）议程设置理论早在便士报出现后，议程设置就已经默默伴随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上存在的许多议题，只有少数议题能够真正进入公众视野，被大众视为他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展开广泛的讨论。李普曼（1922）在《舆论学》中认为，因为外部世界过于广阔、复杂、转瞬即逝，“我们不得不在此中有所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用更简单的模式重新建构它，使得我们可以把握它”，以此来审视如今的图书市场并不过时。对于大众来说想要处理好微妙多样、变换复杂和组合交错的图书信息，不是一件易事，那么“以简单的模式重新建构”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参考图书榜单正是挑选图书过程中简单模式的体现。数十年后，伯纳德·科恩（1963）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修订，将其转化成了议程设置理论。他认为新闻媒体不仅是信息或观点的传达者，“也许在多数时候，它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想什么上十分奏效”。麦克姆斯通过经验主义证明了这一观点，受众依据新闻的信息量和编发位置判断议题的重要程度——大众媒体因此而决定了什么是重要的议题。“中国好书”榜能够于世界读书日当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颁奖盛典，其本身就体现了媒体组织对评选活动的强认可，决定了“中国好书”榜是大众在世界读书日时应该关心的议题内容。基于网民搜索数据，以“中国好书”为关键词统计对象，科学计算出“中国好书”在百度网页搜索频次的加权，可看出自2014年起，每年4月23日前后“中国好书”词条会出现一个搜索频次高峰，此后热度急剧下降，周而复始（图1）。---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1议程设置不是短期的、孤立的新闻报道可建构的，而是需要作为整体的大众传媒进行较大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从而产生中长期的、宏观的、综合的社会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好书”还需完善议程设置，培养其长期、有效的社会影响力。（二）把关人理论“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管道。把关人理论表明，大众媒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根据传媒的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进行取舍选择与加工活动。“中国好书”评选小组在首次官方公告中，宣布入榜图书的主要包括全国主要媒体發布的2013年好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