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张蕾张梦琳罗滢[摘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减贫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但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易地搬迁主体“缺位”等问题。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建构起来的场域，易地扶贫搬迁有其自有的运行逻辑及特殊的社会行动主体。要解决这一场域中的诸多困境，就必须从其建构的方式、规则、行动者的实践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来提出相应的策略，最终才能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场域;资本[DOI]10.13939/j.cnki.zgsc.2021.18.0451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七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更是脱贫攻坚时期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重要举措。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用5年时间对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将其从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的地区搬迁至条件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好的地区，继而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截至目前，我国涉及“易地扶贫搬迁”的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上指出：“统筹脱贫攻坚各类资金资源，切实加大对已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力度，全力推进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融入等各项工作”。现阶段，安置点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均已逐步完善，但在行政主导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高效的同时也使得安置点的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量投入虽然帮助建档立卡户摆脱了贫困，但并不意味着该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得到了提升、发展机会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政府“输血”式帮扶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扶贫成效能否“稳得住”，如何避免“返贫”问题的出现也是目前脱贫攻坚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2理论解释框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空间论转向。在当代各种空间社会学研究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线索，即从实践出发或立足实践开展对空间变迁、空间矛盾、空间权利、空间治理和空间秩序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当代空间社会学理论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布迪厄，其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场域”。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就是一个空间，要理解或解释空间内的人们的社会行为或者某种社会现象，就需要对这些互动、事务以及发生事件所处的场域进行考察，也就是要把种种实践放到场域中来进行分析，继而揭示其构成要素及矛盾运行的关系。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也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搬迁”这一行为不仅从地理空间上打破了贫困户原有生存环境，也从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网络、日常生活等方面为该群体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场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布迪厄认为，场域中的效果或有效资源，也就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是通过由前逻辑的“实践感”或作为身心图式的“惯习”支配实践活动来发挥作用。行动者在场域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仅取决于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还受到行动者的惯习的影响。惯习是一种结构的内在化，是由客观制造出来的主观性。惯习是受特定的生存条件所影响的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系统，在惯习的支配下，个体行为会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作为搬迁主体的农民是基于乡土社会生长起来的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乡土”既代表着赖以生存、维持生计的根本，也孕育了基于农耕作业之上形成的一整套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农民所依存的传统生计方式、认同的社会知识和文化观念皆源于土地及其之上的家族制度等社会文化系统。从搬迁方式上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分为自然村整村搬迁和分散搬迁，虽遵从群众自愿的原则，但若农民原本居住生活的村落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