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近日重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时，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余先生在标题中喜欢用一个「与」字，比如「士与中国文化」、「钱穆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民主与文化重建」等等。这或许可以表明，余先生对一种姑且称之为「连袂式的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连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与」字前后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但要把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却并非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在两个看起来不那么紧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间加一个「与」字，是一件有点冒险的活计。余先生敢于历次冒险且屡获成功的原因，无疑是他在将两个物件连接起来之前，分别对那两个独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别有了深厚的了解。因此，冒险对余先生而言不过是成功的催化剂，可是对笔者来说就具备了其原始的含义，因为对本文标题中「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笔者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无疑是险而又险的。然而，一种强烈的动因，使我甘愿这次冒险。这一动因源自于读余先生著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一个合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方法。很明显，这既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同时也减小了冒险的程度。当然，这绝不是说，余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联仅仅发生在具体方法的层面。之所以选择「具体方法」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一层考虑。笔者注意到，当前国内学界在谈及方法时往往有重「论」的倾向，即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对具体方法则有所忽略。这里有必要对甚么是「方法论」作个简略的解释。直白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一些认识、原则、规范等。之所以说今日有重「论」之倾向，是指学者们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则，而轻视具体的方法。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愿意发表关于「宏观方法」的见解，比如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等等。基于此，本文欲「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从具体方法的视角对余英时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次冒险的探究。岂敢校正学界偏向，但求慕学于先贤。昔梁启超、钱穆二位先生均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部，个中所论大多为具体方法之明示，其细致程度惟恐读者有半处迷惑，实可为今日之借鉴。以下述及余先生之具体研究法凡四点，行文过程中，须不时援引余先生的原文作为佐证。因此，笔者假定读者诸君业已通览过余先生的数部著作--有感在先当更易共鸣，如是则幸甚。一内在理路关于「内在理路」的方法，余先生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增订本自序中有清楚的说明1：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由此可知，所谓「内在理路」，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同时并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这里的内在原因，一般是指人物心理的、事件本身的、思想一脉自主的变动。关于此点，钱穆先生在给余先生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弟原论文（指〈汉晋际之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笔者注）正因太注重自觉二字，一切有关政治社会经济等种种外面变动，弟意总若有意撇开，而极想专从心理变动方面立论，但内外交相映，心理变动有许多确受外面刺激而生，弟文立论，时觉有过偏之处」2。这封信写于1960年，而《论戴震与章学诚》初版于1975年。或许正是早年即受钱穆先生指正，余先生的研究并未偏执于内在理路之单面，正如他在那篇自序中接着说道：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