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文化背景下的文论——２０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一进入90年代以来，回顾总结本世纪文艺理论走向的文章多了起来，但是这些讨论较少注意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战争文化背景，和这一背景对整个文论的影响。也许理论总是追求普遍的本性，人们很难同意存在战争文论这样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因而对文艺理论受战争影响的现象缺少足够的重视。其实，只要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扫描20世纪文艺理论所走过的踬蹶坎坷的道路，便能清晰地看到战争在它身上留下的深深的印记，并能较为容易地解释那些聚讼纷纭颇难解开的理论之结。我们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就陷入了政治、经济、外交的重重危机之中。20世纪的大幕一拉开，便发生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间的战争。紧接着，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十年围剿、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内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场场战争便接踵而至。这些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但是是战争便必然充满暴力、充满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战争给整个社会留下的印记，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心态，让人互相仇恨，变得心浮气躁，产生极强的不安全感与浓浓的敌情意识；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较多地看到思维的对立，并将思维分歧绝对化，看不到对立思维间存在融合互补的可能性；战争容易使思维的对立激化为全面的对抗，产生消灭异端思想进而消灭异端“分子”这样的极端观念。也许有人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满打满算，本世纪中国也只打了半个世纪仗，怎么能将20世纪的文论整个地说成是战争文化背景下的建构呢？诚然，战争确实只打了半个世纪，但是战争对人们的心理的精神的影响，是不可能随着战争的结束即行消失的。一样的道理，在战争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也一定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继续其惯性的运作。理论思维也不例外，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浓浓的敌情意识---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战争结束后，依然那样亢奋昂扬。嗅觉的灵敏几乎达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为战争情结所濡染的非理性思维之中。文艺界的领导，似乎也惯于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方式和运动方式来领导和平时期的文艺事业。和平年代中对不同意见的清算与讨伐、用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意见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大批判、政治清算等非学术手段在理论研究中的运用。均可以看作是战争思维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战争固然只打了半个世纪，但20世纪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并不平静，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因两大政治集团间的力量磨擦而形成的冷战思维，甚至国际共运中的原则分歧，也都在国内政治与文化生活中得到反映。在文艺理论讨论中，不是有人对理论观点不加分辨，而专事追索当事人的国际政治背景？巴人、钱谷融等人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所写的有关文学人道主义特性的文章，也被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企图在文学上为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见解复辟”。发现敌情的嗅觉如此敏锐，在今天看来确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味道。到了60年代中期，思想领域中的敌情被渲染得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甚至不得不向多年共事的朋友开战。“文革”前夕何其芳等人对田汉、夏衍的批判，只可算作无奈绝望之举。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理论界的一些人似乎对发动和参与精神生态中无尽的征战情有独钟，他们挖掘微言大义的本事也在一种不正常的理论生态中发展得特别高强。例如，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励下，江苏一些文学青年对当时的文学刊物的办刊方针提出了批评，认为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批评它们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聪明”的批判者对此引伸说：“问题很明白，行政方式，便是‘官办’的方式；所谓‘官办’者，实指共产党领导也。”（注：《“探求者”探求什么》，《新华日报》1957年10月9日。）经过这样一番推导以后，这些文学青年的“险恶用心”便被昭示出来了。但建国后文论发展的史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惯于在文艺领域寻找敌情的人士，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获益者，也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