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农村拉开序幕的，我们大多数都是这一时代的亲历者。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始了由“以农立国”到“以国立农”的历史性转变。三十年来的中国农业大致经历了恢复性发展、惠农强农、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政策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农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深入与完善。当然我们的农业在不断应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要认真应对的“重中之重”。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的恢复性发展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决定对集体土地实行大包干经营。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我们的党和国家经过了较长的时间被动顺应了这场变革。当时受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各级领导干部对大包干经营的性质（姓资姓社）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1980年前后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万里由安徽省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这一举动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986年的“一号文件”，就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市场调节力度，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肯定农村改革，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部署与实施。这就是著名的前五个一号文件，它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本性变革。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宪法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1984年底在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和兴起，适应了公有化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但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充满了乌托邦色彩。1958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人民公社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甚至失去了起码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身自由，从而瓦解了农民拥护集体化的人心基础。人民公社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自留地，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人民公社未能变成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却演变成1959—1961年间全国性的大饥荒，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被夺走，而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极左的产物发展到了极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风岗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的手印，预示着农民和国家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激化的程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它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对大集体生产予以否定，但是保留了农地的集体所有，并没有倒回到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这一点和中古时期实行的均田制相仿佛，农民耕种的土地是由国家授予的，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佃农，国家所征租调在数量上近似于一般农民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均田制是一种把国家所有和农民的个体使用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均田农民的实际经济地位与自耕农基本相同。均田制一方面使劳动者和土地这两个要素得以结合；另一方面又在法权意义上限制或延缓土地兼并过程。均田制是利用国有土地组织生产，所以可以在土地还受、买卖限制、桑麻树艺等方面提出相关的规定与要求。可以说，均田制比较好地发挥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功能。由国家授予土地，省除了农户在基本地价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