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对当代武侠文化的影响【内容提要】在儒道互补基础上生成的中国传统美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其折射的人生美学精神在自然之维上突出了万象为宾客的非对象化特征，在主体视角上则彰显了中国诗性主体回应死亡意识的挑战中形成的非主体化本质，这种独特的美学精神恰恰鲜明地传承于当代武侠文化中【关键词】传统美学；武侠文化；死亡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主导形态，儒家美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代言人，从社会话语权力控制的角度上来说，儒家美学思想无疑在传统美学大家族中获得了话语霸权，其导致的必然后果一是严重消解了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合力作用；二是儒家美学自此成为中国传统文明中审美情感、人格塑造、伦理教化的主要标尺。虽然这并不等于说道家、禅宗等美学因此受到彻底的遮蔽而完全消失，相反，同为显学的儒、道在互补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主流，但是相对于咄咄逼人的儒家话语霸权，被驱逐出中心话语圈的边缘化、民间化的卑微立场仍然无法消除对道家、禅宗等美学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受其美学精神影响的文化形态也往往丧失了庙堂文化“雅”的立场而沦落为文化江湖中的“俗”的“丐帮”。由此必然造成了对一切关于“侠”叙事的武侠文化中美学精神的先天缺失。本文通过解析武侠文化（小说、影视）中的审美精神，澄明被现代商业化、物欲化长期遮蔽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一把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概括为一种人生美学，这终究属于一种以西方传统美学精神为参照系的“宏大”的叙述方式，其意义仅仅在于确认并建立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是一种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以此对当代某一文化进行本质上的解析，仍然面临着理论先行的嫌疑。换句话说，需要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这一宏大的叙述进行稀释和化解，即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实质上的主导形态——儒家、道家精神上进行人生美学的二次解构，从细微处发掘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影响甚为深远的精神基因，这才有可能实现对当代武侠文化精神本体上意义上的比较分析。按照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儒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功利性、社会性、伦理性、道德性的显性人生美学；道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超越功利、发展个体、注重自由的自然朴素的潜隐人生美学。虽然两大思想对生命的存在形式、价值内蕴等终极命题的思索解答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本质上都是以生命伦理学为逻辑起点。首先从主体生成的视角上说，中国武侠文化直接继承了传统美学中的个体的主体化历史过程中的生命一体化本质特征。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观点，每一个民族的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这就是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期”。在这个时期内，出现了人的存在意识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和以后形成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特征正是由该时期的特殊性决定的。这正如斯宾格勒所说，在每一个民族的源头都有一种觉醒意识存在，它决定了该民族的精神结构，而影响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生成的主流形态——先秦儒家和道家恰恰处于中国的轴心期（东周和秦）。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民族在个体的主体化进程中，遭遇到了怎样的觉醒意识又如何决定了人生美学的传统美学精神的？根据学者刘士林在《中国诗性文化》一书的观点，这种觉醒意识在本质上就是死亡意识。在人的存在被死亡意识惊醒后，它也就开始了它作为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自由生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结构的历史存在。对于死亡意识的内化与对接，是轴心时代刚刚摆脱原始混沌的个体完成其主体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84。正如保罗L·兰兹伯格所指出的那样：“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2］18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独特性的出现就是面对死亡意识挑战的独特回应方式。刘士林认为轴心时期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引发了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在对于食物匮乏的积极应战中，中国先民创造性地获得了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