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态度影响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实证研究1.研究背景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英语教育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发这种思考的主要诱因是我国英语教育领域广泛存在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即作为交际主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能用英语合理、有效、对等地表达自己的本土文化、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由此可能造成民族身份认同感弱化。诸多研究已证实，中国文化失语症现状堪忧，高校大学生用英语表述本土文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肖龙福等，2010）。已有研究（肖龙福等，2010）推定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中国文化课程设置不足、教学大纲中中国文化教学目标宽泛等，统而言之，学生鲜有机会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进行系统研习和实际操练。近年来，外语界已从考试评价角度出发做出回应，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中加入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考核部分（即汉译英翻译测试）（全国大学四、六级考试委员会，2013），力图牵一发而动全身，充分发挥英语测试的反拨作用，使英语教育中融入更多的母语文化体认，以期改善中国文化失语症。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需要用独特的英语形式（词汇语法、语用规则）呈现，在学界被称为中国英语（ChinaEnglish，简称CE）。换言之，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中国英语。CE研究在我国经历了概念争鸣、实证考察、功能探索几个阶段（高一虹、许宏晨，2015B），直到近年来，CE才为学界主流接受，但不少身处现实实践中的教师与学生仍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如果说大纲、课程、教材等是治療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外部方案（肖龙福等，2010），那么身为英语教学主体的广大师生对中国英语的态度很可能是破解文化失语的内部心理机制。本研究拟探讨高校英语教育中对中国英语的态度问题，从而探测英语教学中影响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内部心理原因。2.文献回顾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是由葛传槼于1980年提出，用来指在汉英翻译中表达了中国特有事物和特色文化的英语使用，如Eight-leggedessay八股文，papertiger纸老虎，xiucai秀才等。这个概念与世界英语（WorldEnglishes）（高一虹、许宏晨，2015A）视角下英语存在多元变体、多元标准的理念不谋而合，因而逐渐演变为用来指代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区域变体。李文中（1993）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高超（2006）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产物，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特色，是一种规范、合理的使用型变体，不同于实质为错误表达的中式英语（Chinglish）①。中国英语早期研究主要为概念争鸣，如中国英语的理据、与中式英语的区别等。近年来逐渐转变到对具体语言特征的描写分析，涉及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研究（HeLi，2009；Xu，2010；龚晶晶，2013）发现，中国英语的语音特点体现在重音、音渡、弱化、同化、连读等方面，给人明显的外国腔感觉（foreigntalk）；词汇特点体现为音译、非替换词译借、语义再生、习语直译等；句法特点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零主语等；语用语篇特点体现在归纳性思维模式、话题-评价型组织模式等。对中国英语具体语言特征描写的研究数量多、成果丰硕，有研究者极力倡议将本土化英语模式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然而我们应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属于理论探讨，学习者是否接受这些语言特征、学习者对中国英语变体的态度如何，却鲜有实证研究探讨。探讨学习者对中国英语变体态度的研究十分有限。语言态度指对某种语言变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高一虹、许宏晨，2015B：850）。王志欣、王京（2004）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对英语语音变体的评价中，英国英语最高，美国英语其次，中国英语最低。高超、文秋芳（2012）的研究调查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动名搭配在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中的可理解度和可接受度，发现本族语者的接受度高于非本族语者，在5级量表中，前者的均值为4.4，后者的均值为3.9。武继红（2014）的调查对象为高校英语教师群体，结果显示多数教师的语言态度比较保守，仅有19%的受试认为中国英语会成为区域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