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内容提要】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1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关键词】阎连科/《受活》/乌托邦/反乌托邦一乌托邦的话语与历史实践构成了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乌托邦”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国作家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方式对这个话题予以言说。本文试图简单勾勒中国文学史中的乌托邦叙述，进而以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为中心讨论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最终幻灭问题。乌托邦(Utopia)意指一个虚构之所，其词义是“没有这个地方”(nowhere)，从字源上看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譬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都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拟想的理想国家形态。从“没有这个地方”的词义上看，中国较早的“类乌托邦”叙述或许可以追溯到《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拟想中的“无何有之乡”显然标识了一种圣人的精神遨游于其中的自由无羁的方外空间，但就其词义“无何有”而言，与乌托邦的本义“没有这个地方”十分类似。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重要特征也是空间性，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存在，同时是“世外”的（近似于nowhere），即存在于世界和历史（时间）之外，一旦被发现，就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桃源中人叮嘱无意中闯进来的武陵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当渔人返身再想找它的时候，已经失其路径，桃花源遂成迷津。也许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于中国的不为人知的某个地方。正是这种超越于时间和历史之外的空间性使它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这种与世隔绝的空间性也是西方早期乌托邦作品的特征，如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就是希斯洛蒂在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而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的亚特兰蒂斯至今仍是探险者试图寻找的地方。但是，乌托邦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中越来越演变为一个时间，化的概念。在詹姆逊那里，“‘乌托邦’不再是一个前述的空间状态的旧地理名词，而转变成一种新的历史行动……因此创造一种‘时间性’的悼念而非‘空间性’的乡愁”[1]。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曾经把“乌托邦”区分为“向前（未来）看的”和“向后（过去）看的”两种[2](P171)，即是时间意义上的划分。如果说乌托邦的实践和冲动最终是在时间上指向人类理想和未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话，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所标志的东方传统理想乐园就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理念有所区别。从《桃花源记》到《红楼梦》①，中国传统的乌托邦基本上都取消了时间性指向，这就是中国传统乌托邦的超时间性。在《桃花源记》中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似乎是静止和永恒的，只剩下空间。而《红楼梦》的终极理念则是佛教的“空”，这使得《红楼梦》的世界中没有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和远景形象（未来的时间指向）的维度，它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寂灭，即“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使《红楼梦》成为关于颓败的文学和历史寓言。中国的类似于西方的乌托邦理念大约是在晚清诞生的，这就是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乌托邦叙事。虽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多的是从传统思想中获得资源，但《大同书》出现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仍反映了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张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