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高句骊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高句骊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公元前37年，高句骊建立政权，先后以我国辽宁省恒仁、吉林省集安和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为都，至公元668年被唐帝国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中国的古籍对高句骊有大量的记载，《旧唐书》、《新唐书》以前各代正书中均有《高句骊传》或《高丽传》，在纪、传、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此外，在《魏略》、《翰苑》、《唐会要》、《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括地志》、《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古籍中，也有高句骊诸多史事轶闻的记载。由于公元668年高句骊国的灭亡，高句骊族人的四散迁徙，在中国的古籍中对高句骊的记载日鲜。自汉至宋留存的有关高句骊的记载可以视为是中国对高句骊观察、研究的第一批成果，正是有了这些文献的留存，才使今天人们研究高句骊成为可能。对高句骊的研究．严格地说应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好太王碑的发现。自此之后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对高句骊研究历尽艰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也留下诸多遗憾。其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世纪80年代至1949年，是研究的初始期；2．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研究的冷落期；3．20世纪80年代以降，进入了研究的勃发期。下面依次作一述评。1．研究的初始期(19世纪80年代至1949年)。高句骊的研究实肇始于好太王碑的发现。好太王碑是高旬骊国家第十九代王——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立于高句骊都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区内有城垣遗址)东北约4公里的坡地上。背靠巍峨大禹山，面对滔滔鸭绿江。清朝初年，长白山区为封禁之地。好太王碑长期处在封禁区内。人迹难至。林木蔽天。晚清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边乱，寻找治边对策。开禁设治即为其中一策。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奉天将军崇实奏准开垦东边荒地，建设县治，以老岭为界，岭南设桓仁县(后改称恒仁县)，岭北设通化县。后因两县幅员辽阔。难于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奉天将军增祺奏准，将两县靠近老岭的一部分地区划出，另设辑安县(今吉林省集安市)。好太王碑所在地区，称为通沟口子。时归桓仁县管辖。清政府派出的设治委员章樾赴任，调查耕地，清理户口，筹划管理事宜。他的随从幕僚关月山好金石之学，公余之时到处寻访古迹。终在荒烟蔓草丛中发现了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的好太王碑。据谈国桓(好太王碑手札)记：“近得高句丽好太王碑。尚不恶，当在光绪初叶时所拓。此碑最初历史，弟有所知，敢贡左右，藉备参考。奉天桓仁县设治之时，首膺选者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关君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山。癣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弟髫年犹及见之。字颇精整。当时并未有全拓本，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粗，非筑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1。关月山手拓碑文数字分赠友好，人们争相捶拓。拓本很快传入京师。金石学家杨颐、盛昱、王志修等先后对碑文进行考释、著录，揭开了高句骊历史研究的序幕2。自本世纪初至1949年，我国学者对高句骊的研究，主要是对好太王碑碑文的考证与研究。主要有(学者以著述发表年代为序)郑文焯、吴重熹、陆心源、荣禧、罗振玉、杨守敬、叶昌炽、徐树钧、张凤台、傅云龙、吴光国、顾燮光、杨宝镛、刘承干、欧阳辅、刘节、吴大瀓、于云峰、金毓黻、谈国桓、张延厚、杨伯馨、罗福颐等3。主要对好太王碑文字隶定、考释，对立碑年代及相关史事也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罗振玉、刘节、金毓黻的考证更详尽、周全，为以后的好太王碑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外，罗振玉、杨宝镛对好太王陵砖的文字作了跋语。劳干对高句骊大兄冉牟墓志作了跋，还兼论了高句骊都城的位置，王国维对母丘俭纪功石刻写了跋语。这一时期对高句骊历史专题论著几乎没有，只是在地方史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4。金毓黻先生是我国东北史研究的奠基者，《东北通史》虽不是高句骊的专史，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