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三、制度阐释：教育扶贫政策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一）环境变迁与国家主导：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度模板与制度生成历史制度主义侧重从中观层面解析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关系。通过审视经济、政治及社会固有结构及变迁历程，能够从历史流变与环境变迁的视角，更深入把握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教育扶贫作为面向特定区域与目标群体的特殊政策，主要由国家主导并基于社会变迁而动态调整。回顾教育扶贫的70年嬗变可发现，它始终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伊始及后续较长时间里，长期面对的是基础教育发展极端落后的困境。小学入学率仅有20%左右，80%以上的成年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人口比例更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通过体制改革带动各领域突破，教育扶贫被寓于经济开发为主导的全国扶贫行动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丰厚红利，为教育扶贫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同时“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诱发区域间发展失衡，社会结构断裂问题，这给教育扶贫带来新挑战。进入21世纪后，在追求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国家更加注重民生改善，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补齐短板。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优先纳入政策体系内。步入2010年之后，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主旋律。以“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长期发展纲要出台为契机，教育扶贫事业驶入快车道。然而，随着近年来贫困空间由区域化、整体性逐渐过渡到个体化贫困人口，反贫困形势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当前已进入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关头。面临着全新的贫困形势和战略任务，教育扶贫亟待更深入的转型与创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纵观70年来教育扶贫的外部环境变迁，其发展轨迹之变清晰可见。但变动不居背后，却终始暗含一条稳固的主线，即教育扶贫事业始终由国家主导。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的普及化、全民化教育，还是后来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0—2010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等各项重要文件，均始终强调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合力攻坚的根本原则。中央政府通过树立坚定的扶贫政治决心、形成高位协调机制，将“层级动员、责任分担、重点主抓”的压力型执行体制与“锦标赛式”激励机制相结合，形成上下齐心、行动高效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引入市场、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共汇磅礴之力，共同攻坚克难。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导者，从理论上讲，对于贫困作为社会建构问题，根源是国家供给制度的缺失，因而校正偏差理应由政府这一主体承担。但从根本讲，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宗旨，始终决定着党和政府要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作为根本指针。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种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贯彻教育扶贫事业始终。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在国家主导下，根据不同阶段特征及战略定位，实事求是地制定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从扫盲教育、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逐渐向其他各学段教育逐次拓展，扶贫对象由整体扶持逐渐转向重点薄弱地区特殊贫困人群。扶贫方式日趋多元，扶贫手段不断精准。“变”与“不变”达到辩证统一，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在推进教育扶贫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突出特点和鲜明特征。（二）观念认知与国家能力：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受制于行动者的理性“算计”与观念认知。回溯变迁历程可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历经“公平优先—效率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以人为本”曲折变化过程。这背后深刻蕴含着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所进行的理性选择逻辑。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开展教育扶贫的动因固然不乏“为了教育本身”，但更多闪烁的是教育扶贫与政治、经济关联逻辑。换言之，教育扶贫作为服务经济发展或政治改革的重要手段，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经济关联逻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主义”政策取向的逐渐确立，教育扶贫的发展导向逐渐由追求公民基本人权实现转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