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音乐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一、“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在此将叶教授新作开篇首先提到的李应华教授文章中的内容进行长段引用，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表达一种看法：在学术性写作中，为了关联、支撑自己学术观点的表达而提及、引用他人成果时，首先应当正确理解相关文献的内容实质与核心要义，并用明确的表达来展现之。通常作者写作时都要讲究上下文的联系，读者阅读时也会思索文字上下的含义，揣摩词句前后的意味。叶教授在提及李应华那篇文字“集中归纳了当时音乐界所做的探索与反思”之后，紧接着就写道：“笔者在1997年的文章里也尝试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西方音乐的设想……”⑧这样的表达会让人感觉到，似乎李应华教授先前也有与叶教授相似的“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方音乐的设想”，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叶教授所言，李应华的文章的确“集中归纳了当时音乐界所做的探索与反思”，但是，她在文中对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探索之路与学者们的反思所进行的评述与归纳以及她本人对相关历史情境与学术现象的深刻反思，不仅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的“意向”无任何关联，而且还显示出与叶教授的思路及对待西方音乐学术传统之态度的相当不同的审思与表达。第二，叶教授对其他学者的观点的“归类”应当尊重事实。同样在叶教授新作的这个部分，在讲到作者本人对西方音乐研究之“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的提法后，紧接着提到“学界同仁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观点（如于润洋、杨燕迪、王安国、王晡、姚亚平、余志刚、杨九华、王珉等）”。⑨很可惜，叶教授在这里并未给出相关的参考文献，也未对上述诸位学者与他“类似的观点”进行简要的说明或提要性呈示，这就让读者很难明确了解这些学者对“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问题的真正看法与表述。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叶教授所提到的“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的学者名单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竟然也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姚亚平教授，这就奇怪了。我不知姚亚平在何时何地（刊物）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我倒是从姚亚平为《音乐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专栏所写的文章中，读到了他与叶教授的“中国视野观”截然不同的观点。姚亚平的这篇文章共由四个部分及“余论”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视角’”。这一部分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时下所谓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人的视角”之提法的不赞同：事实上，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时，不可能首先预设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我们很难带着这样一个抽象的认识来开始研究。我们只能有一个“我”的视角；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受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所以“我”的视角中可能带有中国性，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讲才有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因此，中国人的视角不可能是一个出发点，不是确定要实现的目标，不是研究西方音乐的动机；只有当我们强调中国的民族性，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时，才会出现所谓中国人的视角。⑩姚亚平教授在明确表达自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赞同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观”之后，对所谓“中国人的视角”这样一种提法的“意味”作了进一步的审视。他认为，鉴于“中国人的视角”承载着“很大的抱负、很重的使命和很高的要求，它不能是轻松地说说而已，而是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我’”。#9322;因此，姚亚平指出：所谓“中国人的视角”，“并不能仅仅由于我们是中国人，由于旁观者清，新的视角就自然光临”，而需要以“‘我’看到了什么？”这样一种强调学者个体独特审思的“积极介入”来呈现自己对西方音乐的思考、观点和评价#9323;按我的理解，姚亚平在此强调的这样一种“积极介入”绝不是脱离西方音乐学术语境而自搞一套的“中国视野”下的研究，而是在关注西方学术传统和当代学术思潮的同时，以主动的参与来融入对于西方音乐艺术进行建设性文化阐释的工作之中。我赞同亚平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