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是各种具体批评形态在世纪批评整体进程中形成的结构系统,从历时和共时的综合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构成了三大形态系统。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包括五四文化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形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形态系统,包括泛印象主义批评、泛个性主义批评;三是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包括语言文本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这三大批评形态系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一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梁启超在诗界与小说界所进行的“革命”。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