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周泉根(海南师大中文系，海口571158)【文献标识】：周泉根《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A].《中国文化研究》[J].2006春之卷.【作者简介】：周泉根，男，汉，1977.1,江西临川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投稿日期；E-mail:quangenxingzhou@163.com;pusu95@sohu.com【文献摘要】：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文献关键词】：礼乐文明以《诗》为教乐教孔子诗，在西周、春秋中前期一直未能从礼乐文明体制中蝉蜕出来，始终只是礼乐政教程式中的一个单元：从属于乐，并与乐一道赞襄礼治政教。在西周，“诗”并不是指后世所谓艺术之一体。就这个论断，郭绍虞指出：“文字未兴以前，风谣即为初民的文学……风谣是原始文学，而诗则是风谣之演进。”①李泽厚也认为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唱词（即指作为乐语的诗——笔者注），虽已含有文艺的因素（如注意节奏、押韵和词句的力量），但并非后世所谓的文艺作品，而是一种宗教性、政治性的历史文献。”②笔者也已著文《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略》，从多方详证之，兹不赘论。且说诗既依附于礼乐，亦自然束缚于礼乐。当依附不在，诗便不得不亡，即孟子所谓“王者迹息而诗亡”。然诚如沈约、王通所云：“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王通《文中子》）不过，王通说的“诗“是所谓民之性情的歌咏，乃是后世艺术之一体，与孟子所特指的礼乐文明中的“诗”不一样。孟子所谓“诗亡”的含义其实是诗作为礼乐文明中重要要素的历史地位的衰亡，象征含义则是礼乐礼乐文明的黯然退场，即王者迹息的表征，具体含义则是指礼乐文明中诸如采诗、献诗、歌诗、赋《诗》等礼乐俗制的用诗活动的消失。③消失的结果是《诗三百》的结集，这是诗的经典化。就是《庄子·天运》所说的六经乃“先王之陈①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p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p105，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③清朱骏声认为“《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迹’即‘’之误。”（《说文通训定声》）许慎：“，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说文解字·亓部》）若此说成立，即可见孟子是用王者的行人之官渐废来借代王者诗乐制度渐废。另：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可为补充此说：“虽曰《春秋》作于《诗》亡之后，然入春秋之世，鲁人《閟宫》，卫人《木瓜》，事关齐桓，而晋文有乘车之赋，秦穆有《黄鸟》之什。性情未尝一日亡，而诗又何尝一日亡也？所谓《诗》亡者，盖以王迹熄耳。王迹既熄，则輶轩之使不出，而风亡，朝聘之礼不行，而雅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迹”。诗的经典化，乃是诗地位从先王“所以迹”的王道工具变成先王“陈迹”（即故实教条）的过程。所以，诗亡实质是礼亡、乐亡，自身反而得以经典化。从这个角度看，当束缚者本身崩坏了，被束缚者却可能因此得以解放。然而引发的问题是，礼乐崩坏后，《诗》有没有解放？怎么解放？又解放成什么呢？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探索官学下移民间与孔门“以《诗》为教”的活动在《诗》从束缚到解放再到面目独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