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岳论丝seP．，2008v01．29No．52008年9月(第29影第5期)(DongYue％bune)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工～／口五兰白——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肖唐镖(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重庆400031)[摘要]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申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关键词]宗族；乡村治理；正式治理者；非正式影响者[]C912．[文献标识码]A[]l003—8353(2008)05—0118一cr7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宗族传统厚重之特征分外明显。对于宗族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变迁，学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从总体看，学界对宗族功能的揭示只是表层性的，概括性、尤其是学理性严重不足，难以显示各自的内在特性。本文认为，自明清时期至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经历了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影响者、再到非正式治理者的转变。角色转变的时点，分别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和20世纪70年代末。限于篇幅，本文拟借助史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笔者所组织完成的赣皖10个田野调查资料④(肖唐镖等，2001)，集中考察前两种角色的变迁状况，即自明清至1970年代宗族的治理角色变迁。文章将从历史考察着手，按时序分别考察宗族在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期)、解放以来至“文革”结束(1949—1978)三个时期的角色特征，最后，再对“正式治理者”与“非正式影响者”两种角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一、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明清时期在明清及其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众多研究表明，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共同治理乡村的(吴晗、费孝通，1948；郑振满，1992；赵秀玲，1998：175—204；弗里德曼，2000)。正如有学者指出：“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总体特征是通过祭祖及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体现其民间社会的普及和自治化。新的宗族制度与国家政权分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该时期引人注目的历史内容。”(常建华，1998：38)在明初，朝廷采取打击强宗大族的政策。但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建设。弘治年间在全国实行保甲法。嘉靖八年，明政权正式建立乡约制度。但据研究，这两项制度均发生了同宗族制度相结合的情形，“乡约、保甲实施过程中，增强了宗族组织的自治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世袭化与赋役制度的定额化，也促成了宗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从嘉靖开始到万历时期，宗族请政府批准族规家训的活动形成了高潮，以支持其对宗族子民的控制权和教化权(常建华，1998：43—46)。随之而来的是宗族司[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宗族与村民自治的互助关系研究》(02BsH010)与福特基金会项目《乡村治理中宗族问题的改进》(1045一0716)的成果。’[作者简介]肖唐镖(19“一)，男，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①本文如未特别注明的资料，皆来自肖唐镖等(2001)。118---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万方数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法权的强化和族长权威的形成，宗族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清朝政权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乡约教化体系和明代的保甲制。雍正四年(1726)要求各省在一年内推行保甲法，拣选宗族中的人士为族正；次年又制定了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之例，这就授予宗族首领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力，族权得以迅速膨胀。乾隆二年(1737)虽将...